一 近几十年来，“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垒：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一种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有人甚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把儒学看作是“封建遗毒。”这种观点可以溯源到马克斯·韦伯对“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考察及其对儒教与现代化关系的具体论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即使仅从儒学自身的内在展开而言，也必然会将东亚社会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去。这一派观点可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 从历史的事实看，儒学的确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就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而言，确实可以认为，儒学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由此将儒学完全归结为封建遗毒，并由此认定它只能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则未必妥贴。 首先，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继承性或连续性。即以韦伯对资本主义产生之历史过程的考察而言，其结论也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欧洲社会发展的现代形态，它是扎根于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之中的。比起基督教来，儒学的确具有鲜明的现世性，这一品格使它总是在与特定现实的紧密关联之中生存和发展。但是，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注意到的，在中国哲学中，实际上是涵括了不少在西方文化中属于宗教的内容的[①]。就儒学而言，它的确具有某种关涉于人之价值源泉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从而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在相当的程度上充任了中国文化中“宗教性”的角色。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且保持逻辑上的内在一致，由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考察，应当并不排除曾经作为封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因为如所周知，基督教也同样曾是欧洲中世纪的主导思想。 其次，儒家思想在其现实的表现形态上可以说是一个包容了差异的大系统。就其思想渊源来看，它显然是扎根于中国古代的宗教与伦理思想之中的。当儒学为孔子所创立时，中国尚处于前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专制尚未完备的历史时期。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其中固然有直接为封建专制体制服务的成分，但它超越的文化理想——大同之世，则显然不能为封建专制所框限。就其中不同的思想倾向而言，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的注重君权、强调君权之优位性的有关主张固然属于儒学的范畴；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也属于儒学的范畴；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斥专制之非也依然是在儒学内部寻找思想资源。把儒家思想都看作是“封建遗毒”未免失之笼统。 再次，韦柏有关儒学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结论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参照的。在有关超越性的问题上，儒学确实不同于基督教。但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否只可能有基督教伦理这个唯一的精神动源？人类走向现代化是否只有西方式一种途径？这些均是一些尚可存疑的问题。韦伯的有关结论显然带有“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历史遗迹。 现代新儒家的有关主张正可以看作是要冲破“欧洲文化中心”论、探讨一条东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努力，这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由此而力图论证仅仅由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能导引出现代化，这种理论态度则又是非历史的。儒学并没有把东亚社会由传统带入现代化，相对于西方而言，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是后起的、外发的，这应当是一不争的历史事实。同样，所谓“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也不能拿来作为儒学可以内在地发展出现代化的例证。因为不论是内在的社会结构还是外在的国际环境，都已经不同于儒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在最近出版的《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黄秉泰博士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对于现代化过程而言，儒学是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但当现代化完成了之后，儒学对于巩固现代化的成果却有着积极意义。他指出：“由于儒学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倾向于维护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反对社会、国家、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它很难为现代化的进程作出贡献。只有当现代化任务完成之后，在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里，才能开始探寻儒学支持现代化的潜在因素。”[②]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介乎于上述两种意见之间的结论。问题在于，作者指出了儒学不可能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源，但却没有指出其内在精神动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探讨东亚现代化，显然是重要的。况且儒学作为一个内在于东亚社会的文化传统，究竟怎样才能将它“挥之即去”，在现代化沿在进行时将它“牢牢封住”；而又“召之即来”，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再把儒学这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③]，也很难具备操作性。因而这一主张也未必妥当。 二 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东亚现代化是一个后起的、外发的、被迫的过程、东亚现代化不能不深受西方现代化影响的前提下，来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尽管作为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儒学没有也不可能对东亚的现代化起到内在的决定作用，但它又的确是影响东亚现代化特质的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 在韦伯看作，儒学之所以不能象基督教那样，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源，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儒学在人的内在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不存在类似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撇开其结论不谈，在这里韦伯的确抓住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将这种差别指认为是“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不同[④]。将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内在超越”虽然有其未妥处，但却的确在中西文化的对举中凸显了儒家文化的特质及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