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仅仅从夏朝、商朝有文字可考的时代算起，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也已绵延了近5000年之久。其间，各民族之间有几次较大的融合，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大家庭。自古以来，水潦、凶旱、战争、兵燹、饥馑，乃至近代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是生生不息，日益繁荣昌盛。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勤劳、智慧、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并以勤劳朴素、吃苦耐劳、谦虚忍让、先人后己等传统美德著称于世，为世界人民所赞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座丰富的宝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精华部分有许多是世界公认的，如中华民族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谋求国富民安、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有“天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观念；有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有见义勇为、孝敬父母、崇尚和平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们虽然经历过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却始终长久不衰，长存久远，以其雄浑、博大、深沉、辉煌的魅力，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不仅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奋进，而且也以强大的生命活力汇入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亚洲和澳州的影响 （一）东亚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亚的发展和文明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 朝鲜是中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的兄弟邻邦，因而也是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美德影响最早、最深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中华文化就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奠定了朝鲜文化的基础。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灭殷，殷王室箕子不愿事周，率领5000族人避难到了辽东，后来到了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箕子教朝鲜人民农耕、养蚕、织布和烧制陶器等，朝鲜人民从中华祖先那里学会了不少的技术，也学到了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发展自己，壮大自己，遂使朝鲜很快进入农业社会。公元1世纪时，中国儒家学说便传到朝鲜（古称高句丽），他们在中央设置太学，地方新建学堂，教授儒家经典，因此，汉字成了朝鲜北部高句丽的通用文字。据考古发现，高句丽国的墓宝中，多绘有日月、星辰、苍龙、玄武等壁画，其风格与我国汉代壁画极为相似。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公元1—7世纪）是朝鲜封建社会早期。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当时的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高句丽的太学以儒家“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百济王在公元285年时还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论语》、《千字文》。在南北朝时，百济重视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朝的毛诗博士和礼博士前去讲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新罗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基础，创立朝鲜特有的花郎道。花郎徒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道德理论当作自己的信条。公元935年统一朝鲜的高丽王朝，仍尊崇儒教，继续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立文宣王庙，扩充国学，实行科举取士，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惩罚不忠不孝之人，因而出现了如割股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不少孝子忠臣。1392年取代高丽的李氏王朝，仍全力推行儒家伦理道德，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为了满足宣传儒家伦理道德的需要，李朝一面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伦理经典，一面令朝鲜的名儒依据本国情况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让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包括文盲在内的所有民众中去。这样广泛深入的儒家道德教育，改变了朝鲜人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①]。在全国普遍实行的乡约也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认为，“乡约规定的各条，把我国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用儒家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②]。可见，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精华部分就成为了朝鲜人民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反映，其深远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就是到了19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它们在政治、军事上奴役朝鲜人民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打击儒学，以便摧毁朝鲜人民的传统观念。1894年，以提倡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党，在民族斗争中，仍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领导农民起义的纲领：“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③]。可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儒家伦理道德还起着积极作用。 作为民族意识结构核心的韩国人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可以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上来寻找其根源。韩国人追求富贵，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韩国人的欲望是做官，所追求的价值是荣华富贵，“身士不二”等，这些都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念内核之一。今天韩国经济的腾飞与繁荣，进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原动力同这样一种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自尊、自强和自爱紧密相连。最近韩国的一些少壮派伦理学家正以浓厚的兴趣研究中国的礼教对他们国家历来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及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所起的作用等。直到现在，韩国仍特别推崇孔子，把孔子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乃至韩国将《易经》的八卦图作为国旗的标志。大家知道，韩国是个城市化国家，国民本土意识特别强。他们认为土地是生命之本，每个人必须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以全部的身心去维系它，这便是“身士不二”，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如今，在韩国的大街上，很少见到洋货。在他们心目中，使用国货是无尚光荣的事情，是公民的一种责任，任何人都应该为振兴祖国经济而尽心尽力。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韩国总统金泳三积极支持“复活汉字”，该国80%的小学开展汉语教育，学生一开始就学习《千字文》。韩国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的特性是“以优美文化来忠己恕人”，扩大而为之“物我同胞”[④]。 与中国一水之隔的东瀛岛国日本，是受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国许多人至今仍把中华传统文化看成是文化之“源”。2200年前，秦代方士徐福以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率数千童男童女及众多技术人才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搜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一般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始。日本政治体制便参照儒家模式进行规划，以德治作为最高理想。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如《周易》、《尚书》、《左传》、《礼记》等广泛介绍到日本，成为士大夫们必读的书籍。513年日本开始设立五经之学，到7世纪，由于圣德太子的倡导，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逐渐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所接受。圣德太子时制定十七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佛、法、僧）外，多为儒家道德思想，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反映了儒家道德的忠君和中庸的观念。他所制定的十二级冠位制，也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为各级的名号。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儒家道德经典的代表人物——孔子，在日本的地位不断提高。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在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对孔子举行释奠之礼，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延续下来，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768年敕称孔子为文宣王。后来祀孔不限于学校，政府官员也参加，执政者藤原基经在释奠之日，率公卿祀孔子，并且让明经博士宣讲《周易》，对孔子的礼释更加隆重。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遂使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