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儒家伦理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受其熏陶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献身国家、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伦理文化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作何取舍，却表现为褒贬不一，观点相异。本文对近年来儒家伦理文化在文学界、伦理学界所遭遇的状况作概略辨析，以证明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文化之精华，剔除其糟粕，不但是历史传承的必然，更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增强知识分子责任感、自豪感之必要。 儒家伦理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但它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文化，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围绕着这问题，文学界、伦理学界各抒己见，褒贬不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更要着重发扬五四运动以来我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创造。这种文化是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它要吸取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颂古非今；对外国文化的吸取，不是照搬照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①]本文根据这个原则和方向，对近年来儒家伦理文化所遭遇的褒贬情况，作一概略辨析，以求教于同仁。 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献身国家，服务社会的倾向，他们能以国家为重，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希望，体现人文精神，实现为国为民的人生目的。但对儒家伦理文化所提倡和希望的人文精神，今天是否适宜再现，观点却相去甚远。 先看文学界的情况。90年代初，文学界出现一场风靡文坛，弥漫全国的“痞子运动”、调侃风。《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②]一时间，痞子、痞味、痞气成为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刻意的反调、反叛和反抗。此类作品的人文精神出现了惊人的萎缩，作者笔下的人物失去了固有的精神家园，成了一伙玩世者、厌世者、弃世者，表现为嬉皮笑脸背后的混乱和悲哀。如果说这类作者创作的始初动机，在于敏锐地感到中国固有的儒家伦理文化的缺陷，而以审美形态表达出平民百姓对非平民百姓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轻视，表达对十年“文革”浩劫期间极左做法的厌倦，不失为一种责任感。但这类作品显然是“矫枉过正”，其结果表现为极不负责任地将一伙玩世、厌世的纨绔子弟作为传统人文精神的替代物向社会推销。这也映照出作者嘲弄人生、渲泄对社会的不满，调侃人生、虚无对社会理想追求的人生态度，最终难免遭到社会大众的反击和排拒。在轰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后，留给作者自己只能是轻松后的沉重，调侃后的悲哀。 1993年末，一部《废都》震动社会。与公然宣称懂得几百个字就可以当作家、你如果不会腌猪肉就去治理国家的痞子味、调侃风不同，《废都》作者曾有不少很有品位的文学作品。但当他以《废都》所展示的“声色犬马，空虚无聊”，来描绘传统儒家士大夫精神在文化人心目中全面崩溃，文化人心灵是一片废墟，继而全堕落成“闲人”和“顽主”。这样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便使有良知的人们不能苟同，也不能不替他惋惜了。这里固然有他对时下风行的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等一些价值标准的难以认同，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和神圣感觉被轰毁的愤懑，但更多地显示的是不重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而重视自我的舒张和闲适，直至放浪形骸、堕落人格。这不是使圣人从神殿回归人间，而是使圣人成了食色之徒，已经表达了对儒家伦理文化的反叛情绪。作品中的性描写真有“书中四鬼狰狞，引燃了读者心中的百鬼蠢动”之后果。一个有品位的文化人，在经济大潮到来时，若不站稳社会位置，执着于“大丈夫”的社会责任感，而用小市民自在的生存方式“批判”着传统文化，其自恃力和抗疫力的弱点必然显现，其人格难见容于知识界。 面对一些人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贬斥，对以文致利、行文走“肉”、媚俗或者超俗的流行和泛滥，有人惊呼“这显示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最后崩溃已经到来。”[③]基于这种认识，张承志拍案而起，公开表示与媚俗、趋俗，丧失文人气节的“文化圈”势不两立。以笔为枪，著文明志，“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④]作者痛心疾首道：“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充当文化主体，肆意践踏，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拒绝不了金钱和名声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⑤]与此同时，作者以悲壮气概寻找精神家园，树立精神旗帜。“我之所以拼命写《心灵史》，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片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是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⑥]“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之中划出。”[⑦]先要有“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这颗心公正”。作者认为，为了信仰，人应该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宁可走进苦难、走进绝地、走进死亡，幸福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以获取人格的崇高，也不愿以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欲无灵的生命来换取心中的信仰。他将现实精神状态的改变，寄托于古代“洁”的精神。如忠诚、信义、节操、勇敢和与肮脏耻辱的截然对立。如荆轲等勇士“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的“血勇”[⑧]气概。真正的文人有责任并应该有耐心“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管别人呢！我捍卫不了别人的理想，捍卫自己的绰绰有余。”[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