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国家和人民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产物,它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宝库充实、丰富了许多被历史证明为理性、正当的内容,更为其贡献了许多带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新学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伦理思想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成为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而且开启了中国当代的道德转型、道德变革运动,它深深地契合人民的道德意愿,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独具特色的改革创新性道德视角 马克思主义依据阶级斗争理论十分强调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道德本身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则深信不疑。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具体表现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并随改革的实践一同发展,社会主义呼唤道德上的创新,进而赋予改革、创新以道德上的进步意义,由此形成了改革创新性道德观。 在邓小平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要不要改革,敢不敢改革,本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应主动投身于改革的时代洪流,向一切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方式、旧观念勇敢地挑战。中国改革开放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上拨乱反正中起程的,同时也是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中进行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制约和影响着改革的方方面面。它是一种崭新的道德观念,也是一种非凡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 邓小平的改革创新性道德观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如果长期贫穷而且贫穷日益普遍化,那么它不仅没有优越性,而且一切死灰复燃的东西如旧的习俗、旧的道德会把社会主义毁灭掉。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姆维尼时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里,他已把消灭贫穷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使命。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完整地论述了贫穷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世界上只有富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虽然诞生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但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包含贫穷,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摆脱贫穷,加大发展生产力的步伐,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人民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价值体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过程,始终是同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幸福同精神生活幸福相统一的高尚的幸福观的确立和发展相统一的历史过程。 (2)反对平均主义,主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对于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主义态度,肯定其在历史上在反对阶级剥削压迫、抨击社会不公正斗争中的意义,但马克思也指出,平均化的倾向不过是小私有者对大私有者一种妒嫉心理的产物,是贪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没有超出私有制的范围,甚至还没有达到私有制的水平。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就是要破除平均主义的束缚,不打破平均主义,就不能解放生产力,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裕起来。”[①]如果硬要大家一同富,那只能压抑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助长大多数人的依赖思想和懒惰思想,最后导致普遍的贫穷,导致封建道德观念的死灰复燃。 (3)提倡竞争和敢冒风险,奋力开拓,勇于创造的精神。在邓小平看来,竞争和敢冒风险是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中国人应当满怀信心地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竞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世界经济文化强国;竞争和敢冒风险也是推动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方向发展的动力,通过竞争可以促使人们努力降低成本、革新技术、改革创新,创造出充裕的物质财富和新鲜活泼的社会风尚;竞争和敢冒风险还能促使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智力开发,促使人们形成以事业为中心的新型关系,促进人们的主体性的发挥和个性的形成,造成整个社会进取开拓的文明道德。邓小平要求当代中国人“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经济文化竞争中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创性,用自己的竞争意识和敢冒风险的精神结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丰硕之果,在成才中立德,实现“成己”和“成人”的统一。 (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和人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即是德行”,西方伦理学家所提出的这两个命题曾经成为摧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价值动因,虽然到了现代它们被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扭曲为唯科学主义的思潮和工具主义的道德主张,但是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却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获得了全新的社会意义,人的发展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道义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多次强调,全党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②]邓小平认为,尊重人才不仅要从政治上尊重他们,把他们视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国家的主人,而且要从思想感情和精神上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宝、财富,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人格,同时还要从工作条件和物质利益上关心他们。正是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指引下,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成千上万人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