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道德价值观建设讨论 一 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道义与利益关系的争论与伦理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传统思想史中，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该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孟子在其书的开篇即写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②]以后，“义利之辨”遂成后代儒家人人必论的主题之一。 先由汉代的董仲舒把“义利”对立推向极端：“尽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③]而后“义”的地位越来越高，“利”则被贬入地狱。宋儒视“义”为“天理”，“利”为“人欲”，从而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④]的口号，“义利之辩”已完全走向反面。一个完全脱离利益的道义是虚伪的、悲哀的，它被后人指责为“空谈性命”、“以理杀人”也不是毫无依据的。 时至今日，儒家因其重视“义利之辩”深受指责，“重义轻利”的传统也被人们视作是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包袱。显然，“义利之辩”不论就其理论还是历史地位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的“义利之辩”内在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一个怎样的义利观呢？ 仔细辨别儒家的“义利”观，可从以下三层次来分析： 儒家如何分辨义利，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孔子论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⑤]在这个意义上，“道”（义）是预设的，是绝对的道德原则，它是一切其它价值——富贵贫贱的标准。对儒家而言，“义”才是人生之真正价值和目的所在，和“义”相对立的“利”，因其违背道义而毫无价值。所以“义利之辩”的根本立场是以“合义”为基础，通过反对“利”的引诱而保证“义”的纯洁和坚贞。 那么，合义是否意味着必须完全排斥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⑥]孟子虽对“义利”作明显的区分，但亦是“先义而后利”，他提倡仁义的根本目的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⑦]朱熹解释说“此言仁义未尝不利”，[⑧]正是此意。所以，儒家不仅没有认为“义”是排斥“利”的，而是以合理的“利”为“义”，“义”之所在才是真正的“利”。正如程颐所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⑨] 然而，义与利不但对立，而且相交融。儒家又如何划分义利之界限呢？程颐曰：“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⑩]以“公”、“私”分“义”、“利”，视“义”为公利，“利”为私利，这也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即使在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闻名的董仲舒那里，也认为“王者常以爱利天下为意”。[(11)]认为不能脱离功利讲道德，强调“公利”之所在即“义”。这种视“义利”为“公私”的思想正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和本质。 通过以上分析，对儒家“义利之辩”，我们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儒家首先把“义”确定为绝对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和标准，而把“利”（私利）理解为对“义”的干扰，从而否定“利”（私利）的应有价值。这是以一种义务论的观点看待义利之辩。 （2）同时儒家以“利”能养人之体，而视“义”为合理的“利”，“利”成为“义”之根本目的（先义后利）。这实是以“利”解“义”，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论色彩，其所反对的“利”则是不合理的“利”。 （3）儒家也以“公私”区别“义利”，“义”与“利”的对立转化为“公”与“私”的对立，也即是“社会”与“个人”的对立，这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特点与最后归宿。 关于结论（1）与结论（2），儒家的“义利之辩”并无大错，“义”与“利”的对立也即是“道德”与“不道德”的对立，任何一种旨在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理论都会在这个意义上严格划分“义利”界限。（当然儒家所理解的“义”带有他们自己的烙印，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该问题这里不讨论）。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义务论者康德的观点接近于结论（1），在他看来，不但符合，而且出自绝对命令的行为才是合“义”的。任何行为，如果考虑了效果或以功利为目的，便是不道德的。功利主义者则可与结论（2）比较，他们把道义规定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违背了这个原则的“利”则是不合理的“利”，其义利观建立在目的论上。 关于结论（3），“义利”被归结为“公私”，也即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割裂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把“社会”与“个人”相对立。由于儒家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片面抬高社会利益，不但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而且在道德实践上也着重于个体的自我约束，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社会。在缺乏权利意识和自我价值意识的传统社会中，儒家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直至完全否定个人利益的存在和价值，认为只有完全剥夺个体的利益，才能真正确立社会利益，确立道义。在这里，儒家“义利之辩”陷入了真正的误区。 所以，儒家“义利之辩”的缺陷不是完全排斥利益（功利）本身，而是以社会凌驾于个体之上，以社会利益排斥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这一整体成为抽象的异己的存在，成为个体的对立面，这种虚假的社会本位主义正是儒家伦理学的根本性错误之一。（可悲的是，儒家社会本位主义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变成实际上的皇权本位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