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中西方文化的遭遇和碰撞，在形式上表现为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英鸦片战争及此后的历次中外战争，均以封建主义的中国惨败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为结局。在这种空前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在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涌起了排天的巨浪。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开始，以“立国”、“保国”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及其行动为显著特征的。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康有为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起草了反对同日本议和的上皇帝万言书，指出“变法”是“立国自强之策”[①]。“变法以立国”的政治主张，无疑是这一著名文献的核心。康有为还于1898年3月间发起成立了“保国会”，他所草拟的《保国会章程》，把“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作为这个爱国组织的宗旨。这样，保国与保教便成为贯穿康有为维新变法活动的两个重要目标。他始终突出强调“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②]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识，正是为“立国”与“保国”服务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学说，更是近代影响最大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里反复阐述的重要命题。他认识到，“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③]，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更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④]。他进而断言：“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国之独立”有赖于兹[⑤]。因此他明确主张，处此时代，“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⑥]，国民应该确立“国家思想”，效忠于国家[⑦]。在1902年10月给康有为的信里，梁启超写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直到1906年，他仍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⑧]。同样，推动严复采取一种叛离封建传统的激进姿态的，也是拯救国家存亡、民族绝续的神圣历史使命感。广博的世界历史和文化知识，使这位近代著名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积极宣传者和热心阐扬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决不是什么“君临万国”、“抚绥中外”的“天朝”，而是与其它国家一样处于“物各竞存，最宜者立”[⑨]的生存竞争世界中，倘不发愤自主、自强以求生存，势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里遭到淘汰，直到沦于灭亡。因而，严复立志以思想启蒙为崇高职责，献身于“爱国保种”[⑩]的救国大业。他之所以敢于把批判锋芒大胆指向宋学汉学、词章小道以及八股，就在于“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1)]。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严复衡量传统文化之优劣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准则。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就于檀香山成立了以救国为主旨的“兴中会”。民族主义，在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里面，被置于首要位置。他曾强调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2)]。孙中山在其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作为高于一切的头等重要的革命任务。由此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牢固树立了十分强烈的维护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13)]。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是一致的，他们改良的或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意义十分巨大。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中国刚刚诞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奠定了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而这块基石，则决定了近、现代爱国主义与古代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主义之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近、现代爱国者所向往、所孜孜以求的“民族国家”与古代农业宗法的、封建专利的“国家”之迥不相同的文化内涵。 在近代许多爱国者和思想家看来，要救国，要保国立国，要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首先必须把一片散沙般的国人，聚合成坚不可摧的团体、群体。康有为认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14)]。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论述了“保群进化，与天争胜”等观点。在《天演论》的按语中，他还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梁启超则集中撰写了《说群》等文章，阐释“群理”，强调“合群”，号召“养群德”。他指出，中国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15)]，“无合群之德”，所以“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16)]。梁启超之所以说“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从而大讲“固吾群、养吾群、进吾群之道”[(17)]，是因为他深信“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18)]。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里也明确主张：“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 在对群体和团体的突出强调的同时，是他们对于“国民”意识的大力弘扬。严复认为，一国之强弱、贫富和治乱，其民力、民智和民德至关重要，“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所以，民力、民智和民德是“自强之本”。正因为如此，他竭力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9)]。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而系统论述的，是梁启超。他在著名的长文《新民说》里指出，“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因而，要“新国”，首先必须“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样着力突出“国”与“民”之关系，“新国”与“新民”之关系，“民力”、“民智”、“民德”与“富国”、“强国”、“治国”之关系，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对“君主为国家之主体”[(20)]、“以国为一家私产”[(21)]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这也是“立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要求。对于近代中国的爱国运动来说，要实现由古代农业宗法的、君主专制的封建主义国家向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把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制度，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使封建君王的臣民，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公民。于是，鼓吹“民主”，提倡“民权”，抨击君主专制，便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