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孝悌观及其社会功能

      摘要 孝、悌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造就的解决家庭内部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孟提出孝悌的目的，在于从解决家庭关系入手，进而扩充到社会关系，使之服务于政治，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先秦；孔子；孟子；孝悌；社会功能

      孝、悌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造就的一对解决家庭内部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历经3代，至春秋战国之世，被尊崇德化的孔子、孟子继承、发展，形成了先秦儒家治国济世的别于前人的孝悌观，本文对此略加探讨。

      一、内涵与特质

      春秋战国之时的社会状况是孔孟孝悌观的深厚的社会根源。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纲纪，礼仪废坏，人伦不理。面对社会危机，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孔子，匡时济世，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他以思想家的睿智和犀利的洞察力，针砭时弊，提出了颇为震撼人心的主张——用道德原则来矫正混乱的社会秩序和颠倒的人伦关系。他继承了西周的传统道德观念，吸取了春秋时期新的道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思考，建立了以“仁”为最高原则，以“孝悌”为其基本规范的伦理体系。虽然当时宗法制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宗法观念对孔子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孔子无法摆脱宗法社会中以宗亲血缘关系为主要关系这一事实，更无法忍受人伦关系颠倒的现状，他要以传统宗法观念来理解和说明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关系及地位和义务。因此，他要求君臣、父子要各守其道，而父子之道又是实现这一要求的基础。于是，他把父子之道——孝悌的道德修养放在了学业的首位。他教弟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则孝，出则弟。”[①]孔子一生致力的事业是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他认为最捷便的方法就是教人孝悌。

      至孟子时代，诸侯间战争达到白热化。“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②]在国内，统治者贪图个人宫室苑囿的享受，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面对残酷的现实，孟子针对统治者只顾眼前利益的狭隘心理，主张用道德手段来治理国家，建立新秩序。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伦理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五伦说及解决互相间关系的准则，指出在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5种社会关系中，父子、兄弟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他把解决父子、兄弟关系的准则——孝悌，看得重于一切，认为孝悌是“仁义”的最根本体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③]“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④]这就使得仁义礼智等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统一在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家庭伦理之中。在孟子眼里，孝悌是至高无尚的。“王天下”也不能与之相比。他还认为孝悌是行王道、施仁政的一个先决条件。施仁政、行王道是孟子的一贯主张。在他看来，行仁政的典型人物是尧舜，而尧舜成功的经验是孝悌。“尧舜之道，孝悌而矣。”[⑤]做到孝悌必须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要求明君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⑥]具体做法就是“正经界”、“均井地”，使百姓每家“私百亩”，同时要“省刑罚，薄税敛。”这样，黎民百姓就会“不饥不寒”，才能“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⑦]只有做到这些，方能实现仁政王道。孔孟孝悌观承袭了前人的思想，又加以发展创造。因此，其内涵较之过去更为丰富。

      表现之一，首次对孝悌观进行理论阐述，解决了孝悌观念在他们伦理思想中的地位及与其它观念的关系。

      1.孝悌和仁。孔孟为拯救混乱的社会，实现其兼济天下之志，构筑了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的伦理思想的巍巍大厦，孝悌便是这大厦的基石。“孝个侧身的人面面相对，双臂前倾，屈腿弯腰或屈腿下跪。这是一种原始礼仪的反映，称为“相人偶”，表示两个人互致问候，互表敬意，蕴含的是一种人际意识——两人相互亲爱、平等。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仁学就是对这一原始含义的深化和概括。孔子认为，仁是“至德”、“全德”。“仁者，人也”[⑨]，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具有这种品德，而这又是通过爱人表现出来的。爱人，从爱具体人开始，首先表现为爱亲人。“爱亲之谓仁”[⑩]，“立爱自亲始”[(11)]，即是说，仁始于事亲。爱亲、事亲、亲亲的规范则为孝悌，故若仁爱必自孝悌始。“欲行仁道于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长。”[(12)]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仁德。所以，孝悌是实现仁之根本。

      2.孝悌和礼。孔孟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以礼为准绳。孔子甚至认为礼之功用在立人，“不知礼，无以立也。”[(13)]实践这一功用当始于事亲。“孝，礼之始也。”[(14)]《论语·为政》道：“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子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人欲事父母而行孝，必须以礼为指导原则。“无违”，无违于礼之谓也。故曰：“礼，履孝道也”[(15)]，孝纳入了礼的规范之中。孝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与礼结合，受到礼这一外在规范的约束，使之制度化、仪式化，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扩大了它的影响。

      3.孝悌和忠。忠是春秋以后出现的道德范畴，有一般和特殊两方面含义：一般指调整和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普遍准则，有忠诚、言行如一之意；特殊是指评价君臣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孟把君臣、父子两对关系统一在一个伦理体系中，但对其态度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6)]“孝慈，则忠。”[(17)]（《邢昺注疏》：“其上孝慈则忠者，言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作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8)]失去了这个前提，臣可不忠于君。孟子更强调这一点，“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9)]。先秦儒家无绝对君权观念，因此尽忠是相对的，而尽孝却是绝对的。这主要表现在对父、君的不同态度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事君“有犯而无隐”[(20)]。对待君主要敢于阐述真情，如果君主坚持错误，臣下可触犯而不要盲从他。君父有过，臣子皆可进谏，但“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1)]“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22)]甚至认为事君是为了孝亲，把入仕事君作为尽孝事亲的一种手段。“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23)]“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24)]为了孝亲，有时不得不委屈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又是把孝悌绝对化的表现。尽管有时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相提并论，孔孟的忠孝还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忠孝混同、移忠作孝是汉代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