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杜威具有多种色彩，他是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同时在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关系上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他反对把自然科学与道德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主张协调、沟通两者的关系。他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有四点：把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互相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把自然科学方法当作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把自然科学知识当作道德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标准看作是解救人类的苦难。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 沟通 自然科学 道德 约翰·杜威作为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具有多种色彩，他一方面与皮尔士、詹姆士共同创建了实用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在在科技伦理学领域，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努力沟通自然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借鉴。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是植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控制了联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地引进、利用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充分利用外资，生产有了迅速发展，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农业趋向于高度技术化、专业化，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已经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这为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把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互相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杜威反对把自然科学和道德完全割裂开来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科学和道德是互相联系的，研究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是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 在杜威看来，照传统的哲学思想讲来，知识的领域和实践动作的领域彼此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因此，他认为在一切实际问题中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他说：“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里所谓价值一词是指一切被认为在指导行为中具有正当权威的东西）。”[（2）]杜威批评那种把自然科学和道德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指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总要谈到近几百年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自然科学对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结论和从自然科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的高级价值领域、理想和精神性质的领域之间互不相融的缘故。他认为，哲学家们现在已不是操心去解决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操心去沟通存在在关于自然世界的根本原理和调节人生的价值实在之间的那条鸿沟。“哲学家们便想设法把这个显明的冲突协调起来，沟通起来。”[（3）]杜威自己决心完成这一工作，并且表示宁愿冒着头脑简单这种责备的危险。他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人们要如此热心地去调节自然科学的发现和价值的实效性之间的矛盾呢？为什么增进知识会被人视为一种对我们所珍视、钦佩和赞扬的东西的威胁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而利用我们在科学方面的收获来改进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和调节我们的行动，使得价值在存在中更为可靠和更为广泛地为人们所共享呢？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大概会认为这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或至少是头脑极端简单的表现。“为了把我们上述分歧弄得更明白些，我宁愿冒着头脑简单这种责备的危险。”[（4）] 杜威研究了理性在自然科学与道德中的作用。他认为，理性是奠定真理的基础所必需的，没有理性就不能把观察构成一种科学。同时，理性是领悟道德行动的最后不变目的与法则所尤为必需的。因此，在杜威眼里，理性是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中介和桥梁。他认为，之所以产生物质与精神，自然与善之间相互对立的二无论，就是否认了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存在和作用。他说：“如果我们由于深信自然科学的题材完全是物理的和机械的而破坏了从自然上升到心灵、到理想形式的阶梯，其结果就产生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最后目的和善之间相互对立的二元论。”[（5）]杜威的这一思想是可取的，他看到了理性在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中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具体阐述理性是如何完成这种作用的。 杜威还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目的想从前人所提出的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方法中获得启发。杜威首先研究的是康德发挥的所谓“自然二重性”的主张。杜威指出，康德的著作可以说是这种借助于划分领域来进行协调科学和道德的方法的延续。康德主张，科学是一个理智占有统治地位的领域，而道德则是意志要求至上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完全分隔开来的，科学的王国和正义的王国是两不交界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争吵。“康德的体系是特别符合于历史危机所提出的需要的。它保证科学与道德永远不能互相干犯，使两者获得自由、福惠。”[（6）]杜威认为，康德以区分畛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仅能邀得那些心志较为平和些的人们的赞许。因此，在康德之后，杜威研究了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方法。他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两个方法之间的对比是值得注意一下的。费希特完全是按照希伯来的传统，认为道德至上。他企图从道德的自我方面来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知识中的“实然”（“is”）是从道德上的“应当如此”中演化出来的。杜威认为，费希特的理论似乎是更多地表达了他的人格在伦理上的热忱而不是表达了他在领悟上的清醒，因此这种努力的办法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时，杜威赞同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道德观是正确的，这就不足取了。关于黑格尔，杜威认为他是永远轻视一个作为单纯应然的理想的。黑格尔主张，人在道德方面的任务不是按照理想来创造一个世界而是在理智上和人格的实质上去把握已经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杜威指出，从历史上看来，黑格尔体系可以视为近代现世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实质内容上的胜利。黑格尔按照一种必然的和指证的逻辑发展表明了现实世界意义和价值乃是绝对精神的各种体现。从而证明了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有效性和“绝对性”。杜威对费希特和黑格尔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重要之点在于费希特和黑格尔两人都表现了近代唯心主义的那种有生气的精神来处理一切近代哲学所遇到的这个根本问题。”[（7）]在杜威看来，费希特和黑格尔分别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出发用统一的方法来完成康德企图用区分的方法去完成的工作，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杜威正是看重了这一点，他自己决心要用统一的方法去解决这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另外，杜威还注意到古代的卢克莱修和近代的斯宾塞，他们都企图用统一的方法来调整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关系。杜威指出，斯宾塞主张普遍的进化是物理世界的最高原则，而一切自然法则都在这一原则下统一起来，同时进化的目标标志着有一个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所信仰和所追求的理想。也就是说，进化原则统一着自然科学和道德。“人类（无论个人的和集团的）对环境的完满适应，就是进化的一个极限，它意味着一切罪恶（物理上的过失和道德上的罪恶）的消灭。正义的最后胜利以及个人的善和别人的善的结合一致，也就是物理法则的实行成功。”[（8）]杜威在研究前人协调自然科学和道德关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的任务。他说，科学，就其自然主义意义而言，是适用于存在物的；最后的道德学和逻辑学是适用于本质的。而哲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进行这种畛域的划分以及由于把存在与本质两者结合起来而产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