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8-0149-09 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指出：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① 陈寅恪指出了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也明确表示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等人并非同一政治派系。对此，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加以区别，笔者亦有论文言及于此②。然而，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一些说法，学术界仍时有引用而未细加分析，由此而再作此文，加以说明。 康有为、梁启超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态度之三变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没有去过湖南，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没有直接的交往；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康有为学说，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因病离开，共在长沙住了四个多月；康有为的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亦曾先后任时务学堂的分教习。 以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是黄遵宪的主意，得到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支持③。皮锡瑞在日记中记录了梁启超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间的交往：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易中实邀游麓山，约巳刻往，登舟则主客皆未到齐，巳过午矣。中实与陈笠唐、江建霞、梁卓如、李一琴、陈伯严、熊秉三、蒋少穆及予共九人，黄公度不到”。此是梁启超、陈三立等人共游岳麓山。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致书卓如，属以上右帅书及南学会序稿见示，复云书稿在研甫处，以刊成学会章程见示，序文淋漓痛切，言群谊切湖南之病”。此是梁启超上书陈宝箴事。 正月三十日，“下午，秉三约到时务学堂议开讲事，至则诸君未到，卓如病疟不出……秉三共公度廉访、沅帆、复生、唐黻丞先后至，即在卓如房中共谈，见卓如头名共数十人请南北洋、两湖总督及右帅出奏，为妇女裹足伤生，请旨禁革，立定分限”。此是梁启超领衔上书给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陈宝箴，请求上奏禁止缠足。 二月初十日，“闻右帅已具奏，请殿试、朝考，概用糊名易书之法，梁卓如之笔也。卓如将往粤为乃翁五十祝寿，病已愈矣”④。此是梁启超为陈宝箴代拟奏折稿；又查军机处《随手档》，该折未上奏。 皮锡瑞在长沙是比较边缘的人物，他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虽有交往，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相见也甚不容易。他留下的记录，只能是梁启超与陈氏父子交往的极小部分。梁启超此期致陈宝箴之上书，今可见者为两件：其一由叶德辉录于《觉迷要录》，谈湖南自立⑤。其二由梁启超录于《戊戌政变记》，谈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⑥。梁启超此期致陈三立、熊希龄信，今可见者为一件，由熊希龄刊于《湘报》，谈时务学堂事⑦。1915年2月11日，梁启超在陈宝箴写给陈豪的一件信上作跋： 丁酉、戊戌间与义宁中丞缄札往复至多，钩党之役悉散佚矣。穷冬孤镫，对展兹册，顿如山阳闻笛，不能为怀，而兰洲丈人潇洒出尘之概，亦于象外得之。叔通宝此与《冬煊集》同永永也。甲寅腊不尽三日。启超。⑧ “丁酉”、“戊戌”，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即梁启超在湖南的日子，梁称其与陈宝箴之间有着“至多”的通信往来。有一件材料值得注意，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陈右铭致荣仲华函，一开矿，一派容闳、黄遵宪借美债、集南洋股，一以三十万饷练湘兵五千。余以长篇答仲华。”⑨其中派容闳去美国借款，是当时康有为等人解救清朝财政危机的方案，康亦代御史陈其璋、宋伯鲁拟折，要求派容闳去美国借巨款银二三万万两、五万万两不等⑩。陈宝箴此时提出此策，不知是否亦有梁启超的暗中策划。还有一件材料更值得注意，叶德辉在一信中称：“朝传一电报曰，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夕传一电报曰，湘抚陈宝箴入军机，黄遵宪督办铁路大臣。招摇撞骗，彰彰在人耳目。其前电至时务学堂也，同年汪诵年编修为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谣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忸怩。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11)按照叶德辉的这一说法，前一份电报发至时务学堂，梁尚在长沙，后一份电报的发报时间与收报地点均未涉及，似在梁启超离开湖南之后。“湘抚陈宝箴入军机”，即康有为、梁启超有意将陈宝箴作为可利用对象而在政治上推出。梁启超后来作《戊戌政变记》，亦提到此事。 梁启超离开长沙后，湖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激化，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采用折中调和的手法。这些消息传到了北京，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的态度发生变化，他们的对策是通过光绪帝给陈宝箴施加压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8月10日)，御史杨深秀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申谕诸臣力除积习折”。该折虽未从档案中检出，但当天光绪帝对此下发的谕旨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12)这表面上是一道温旨，但指向却十分明确，如果对照当时湖南的情势，光绪帝是要陈宝箴对王先谦、叶德辉、欧阳中鹄一派下手。然而，湖南的形势仍未依康、梁的愿望发展，陈宝箴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偏离湖南的激进派。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御史杨深秀再次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新进甄别宜严折”，直接攻击陈宝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