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7-0146-12 1901年8月29日，清廷正式颁行上谕宣布科举改制，标志着清代科举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考试内容的设置上，此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至于岁试和科试，则“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①自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之后，至1905年宣布停废科举，其间共举行了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的科举章程考试士子。按照举行考试的时间先后，之后的科举考试计有1902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3年癸卯恩科乡试以及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个省份在辛丑年(1901年)补行了庚子恩科并庚子正科乡试，故1902年并未举行乡试。② 相比此前的科举制度，1901年科举新章的最大变化，在于使科举制度容纳了西学(新学)，将其放在“各国政治艺学策”里对士子加以考核；以往不被强调的“中国政治史事论”，也被作为重要的考试内容，放在乡、会试的第一场内；至于此前科举就需要考的四书五经，则从乡、会试的前两场被调整到了第三场，减少了题量(原为各五篇)，并改变了文体(从四书文、五经文改为四书义、五经义)。这样的一种考试内容、考试顺序及答题文体的设计，显然体现着清代官方的某种意图。“试士不厌其多门，而取才要归于实用。”③这是清廷礼部对于科举新章的一种官方解说。对于许多读书人而言，1901年的科举新章，意味着长期以来朝野之间西学设科、实学设科的议论最终迎来了国家层面的承认，科举制度终于将“有用”的西学纳入到了考试内容之中，以为国家求取具有“实学”的“真才”，故大体都认为科举改制表现出了清廷崇尚西学的明确姿态。然而，实际上，科举新章所体现的清代官方层面对于新学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 一、“中体西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 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新学与旧学、新党与旧党的分野渐趋激烈化。虽然，在世变亟亟的危局之下，“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数年间甚嚣尘上的新学却也引出了“中学繁难无用之说”，甚而大有演变为“立废中学”的激进言论之忧，故在张之洞《劝学篇》的《守约》篇内，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儒术危矣！”④因而，面对这样的时势，无论是科举改制，还是兴办学堂，如何措置中西各种学问便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关乎新旧知识的调适，也涉及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的重新整合。⑤ 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向来标榜“尊孔孟，法程朱”⑥，1899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曾经这样揭示“我朝家法尤重宋学”的意义： 自宋以来，虽政治有盛衰，世运有否泰，而犯上作乱之事罕敢公行者，程朱之力也。有明一代悬程朱之说为功令，驱天下聪颖秀异之士于宋学，而不使稍越范围，可谓得其要矣。 这正是清代官方一直在读书人群体中间标榜“忠孝礼义之说”、“崇正学”的缘由所在，试图在意识形态控制上收到“一道德，同风俗，使家无异学，士无异说”的效果。⑦然而，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在清末必须面临新的、来自儒学传统之外的挑战。 在此局面之下，晚清人印象中“张之洞最乐道之”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迅速被清廷挪用为一种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入地影响到了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以及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⑨清廷之所以十分强调“中体西用”一说，与清延长期以来在读书人群体中间崇正学、收摄人心的统治策略密切相关。在时局的催迫之下，清廷官方提出变科举、兴学堂的举措，作出了承认西学、振兴西学的姿态，以达到“强中国”的目的，但是，清延却依然想借用科举制度以及新设立的各种学堂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新意识形态灌输到广大读书人中间，以维护统治的稳定。 1901年科举新章体现着浓重的“中体西用”色彩，也体现着清廷官方收摄人心的意图。作为推动此次科举改制的一道重要奏折，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第一折》内提出，科举的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⑩若再细考1901年之后由清代官方所颁行的《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则更能展现“中体西用”的理念对于科举新章的影响。在清代官方颁行的《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中，对张之洞、刘坤一的奏请明确加以体现，即规定顺天乡试及会试第三场的四书义、五经义题目，依旧遵循以往“钦命四书题”的历史成例，“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以皇帝钦命题目的方式表现出“永远不废经书”的宗旨和官方姿态，其所刻意强调的，正是考试内容中属于“中体”的那一面。并且，《章程》还特意对科举新章程下三场考试所考的论、策、义的体例作出了纲领性的说明，即“不准阑入杂家谬论，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等内容，并且严厉指出：“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11)科举改制之后，考试内容的设置依循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也体现着清末官方对广大读书人继续施加意识形态化控制的一种努力。在科举考试的实际施行过程中，这一理念也基本得到了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