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局变，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迅速卷入了西方世界的工业体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古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驱者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开始有了西学东渐的概念。 然而，当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还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传统文化下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缺乏科学研究的能力和习惯。在努力学习、领会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工业化的先驱们忽略了科学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科学观念的缺失造成近代中国在东西方文化对接时的暂时性迷茫，“先应用而后学理”，急功近利的思维主导了转型期的中国实业家群体，他们“多注重眼前的利得……仅知艳羡外观而忽于探索来源”①，舍本求末为害至深。 “存亡分歧的关头”，能够看得透彻、眼光长远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开始聚集在精英化、使命化的商业英雄身上。希望与无奈的交错让这些“庚子出国”的社会精英们背负了更为沉重的使命与责任，在探索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大课题中，“尽管啼笑皆非的矛盾百出，却有万千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曾不稍自踌躇的应运而生”②，范旭东就是其中“曾不稍自踌躇”的勇敢创新者和“起图补救”的有心者。 一、技术创新机构黄海社的成立 “近代学术技能与经济事业其表现于外者固伟大绝伦，苟溯其源几无不出自研究室”③，创新走向专业化、机构化，创新机构产生的背后是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凭经验和感觉实现技术进步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大型工业来说，“非有精密及长期之研究难期进步改良”④，故“欧美工业家均竭其全力提倡学术研究”⑤。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中，偶然的发明让位于有意识的科学探索，巧合的发现演变成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工业方式，技术创新过程的有效组织及其制度建设，是将创新活动长久地置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制度保证⑥。 鉴于长期研究“工业学术”⑦的重要性，1915年，也就是在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的第二年，范旭东就在工厂内部设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久大研究室“室宽丈许”，条件非常简陋，仅购置了基本的化学分析仪器如蒸馏、干燥、测器、天秤之类，用于解决久大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尤其是鉴定精盐的质量和探索长芦盐产的综合利用。诞生于久大工厂的化验室与久大精盐的产业化结合紧密，久大“货品之创制、副产之处理与利用乃至包装材料之审定，殆无一非先经此室之研究而后实施者”，研究室无疑为久大提供了最基本、最必要的技术支持。 从久大研究室的建立开始，范旭东就一直在精心布局。久大生产和销售方面稍稍步入正轨后，范旭东开始着手其内心中更加宏伟的计划，即利用长芦盐卤制造被外商垄断的纯碱产品。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建永利制碱公司，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成立。但范旭东心里明白，制盐和制碱在技术难度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久大制造精盐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研究室能承担制碱技术突破的重任。作为久大附设机构，研究室的研发活动有着明显的研究指向和研究范围，如果黄海社不尽快实现组织独立，存在“变成盐碱两厂辅助机关之形式”，以致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的危险。从研究人员上看，久大研究室由工厂技术人员兼任，虽然范旭东又给研究室增加了一位技师(章舒元)，但他们“于专门研究苦无门径”，由于尚未实现集团内部创新人才在工程和学术上的分工，创新效率势必低下。未雨绸缪已经成为范旭东的习惯，为永利的未来思考，久大化验室难当重任，新的研究内容(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研究)需要“研究室之组织……应实际之要求而加以变更”。 1920年“因感于工厂之化学实验室不敷应用”，范旭东乃于久大工厂附近辟地数亩，添购仪器设备，建造专门的化学工业研究室(这就是此后黄海社的社址所在)，附设图书馆择购世界各国化学方面的专门书籍和杂志以供研究者参考，总计“所费不下十万元之巨”。逆风飞扬需要坚定信念的支撑，投资10万余元创设供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研究所，足可见范旭东之远见和决心，巨大的投资折射出范旭东对技术创新的不变追求。1921年久大新研究室落成，规模比原研究室扩大许多。从中可以发现范旭东的思维变化，研究社的独立初露端倪。 范旭东走得更远，他独辟蹊径，尝试更激进的创新方式——将久大研究室从过去附属的状态转变为专业化的独立形态。要走出这一步，范旭东明白必须首先找到一位能埋头苦干、志同道合，并具备领导才能的学科带头人，经过多方的打探，求友访贤，范旭东从其兄范源濂⑧处了解到唐山开滦矿务局总化学师孙学悟与其要求的完全相符。孙学悟，1919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化工博士学位，成绩优秀，当时哈佛大学有意让他留校任教，后收到开滦矿务局与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决定回国效力。他先在南开大学任教一年，筹建了理学系。第二年又到开滦任总化学师，成为国内洋商企业中唯一的华人高级职员。在侯德榜的介绍下(侯德榜受范旭东委托前往邀请，他和孙学悟在出国前是清华留美预备班的同班同学，两者同是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进一步了解到范旭东实业救国的理想，这和孙学悟科学救国、振兴实业的志向不谋而合，与范旭东倾心相谈后，他毅然抛弃开滦的高薪和优厚待遇(孙学悟来到黄海社后的薪金不足开滦的三分之二)，于1922年初出任久大研究室主任⑨。 孙学悟的到来对研究室的建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范旭东和孙学悟两人的努力下，1922年8月研究室与久大工厂正式分离，并改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久大新研究室的屋宇及其设备全部移借黄海社以作基础。黄海社设社长一人，由孙学悟担任，另设主任一人，辅助社长处理各种事务，下设研究部和事务部。研究部分为调查、化验、工程三股，各股各设股长一人，辅助主任管理各股事务。事务部主要负责文牍、会计、庶务、图书、仪器、药品等工作，各设事务员一人管理各项事务⑩。黄海社实现组织独立时，也实现了研究员和工厂技师之间在学术和工程方面的创新分工，研究任务由黄海社延聘专家担任，“不复由两厂技师兼任”，但两厂技师仍作为黄海社的“当然研究员”，以使“学问与实施交相为用”(11)。黄海社建立后，陆续添聘了一批化学和化工类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留美的卞柏年、区嘉炜、卞松年、蒋导江博士，留法的徐应达博士，留德的聂汤谷、肖乃镇博士以及获得双科博士的赵之泯。黄海社的高级研究员中主要就是由这些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才组成(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