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

作 者:
韩策 

作者简介:
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如此“升沉倒置”之象,真切地映照出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时代变迁。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底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留学生教习在进士馆的境遇折射出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时代特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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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新政伊始,清政府厉行改科举、兴学堂、奖游学政策。在施行废八股,改试论、策、经义的科举考试新章之后,清政府又令新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业,接受新式学堂的再教育。于是大学堂专设进士馆,而该馆教习则主要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①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②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③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既往的研究,已将进士馆的大致沿革勾勒出来了,④然而,进士馆中实际授课的教习群体的境况却相当模糊。⑤值得注意的是,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文将考察留学生教习群体在进士馆的境遇,侧重于他们面对进士学员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一、“升沉倒置”:留日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⑥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⑦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⑧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⑨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10)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11)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12)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13)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14)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15)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16)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17)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18)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19)

      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20)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21)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22)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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