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迅猛崛起於中國北部，自戊戌以來日趨緊張的中外關係與地方社會愈演愈烈的民教衝突相互激蕩，釀成一場以一敵八的國際戰爭；與之同時，東南各省卻自外於戰事，與列强國家議約互保，基本維持了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和平局面。這一歷史的陰差陽錯，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國內政治與遠東國際關係的走向。幾乎所有的近代史著作，在描述“東南互保”事件時，都注意到上海是在南京、武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駐節地點——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醞釀地點，也往往强調“上海中外官紳”這樣一個羣體發揮的作用，列舉其名者有盛宣懷、余聯沅、沈瑜慶、陶森甲、湯壽潛、沈曾植、張謇、何嗣焜、福開森(John.C.Ferguson)、汪康年、趙鳳昌諸人。①這一羣體人物衆多，關係鬆散，背景也較複雜，在性質上很難給出準確定義。其中不乏在近代舞臺上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也有身後寂寂無聞(卻未必不曾煊赫一時)的歷史過客。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些在近代學術、文化、經濟領域爲人所熟知的名字，他們在歷史中本有着各自的特殊位置和人生軌迹，但卻在時空縱橫的這一具體交匯點形成罕見的交集。這就難免使人好奇：這羣人如何走到了一起，在“東南互保”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又在何種層面上發揮了作用?多數研究已注意及此，卻少有深入探究，往往一筆帶過，這就容易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好像是一羣人聚在一起召開圓桌會議，一致決定了某個重大事件，並推舉出民意代表，向更高層的官方請願。結果除了被推在前臺的盛宣懷摇曳生姿，令人印象深刻，其他人的形象都顯得模糊不清。也有一些著述，爲表彰個別人物的業績不遺餘力，樂於選擇對單方面有利的材料，一言論定功罪，不止一人被認爲對同一事件起到了決定性的關鍵作用，不論事實有否誇大，至少在邏輯上也有不通之處。如趙鳳昌所撰《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下簡稱《紀實》)一文是被廣泛引徵的文獻之一。②作爲當事人的回憶録，《紀實》勾勒了互保發起的主要線索，也提供了一些在其他類型史料中不易見的有趣細節，因此被很多研究者視爲是解釋“東南互保”起因的權威資料。不過，其中的不少説法存有訛誤，並且缺少驗證，如果孤立引用的話，仍不免有相當的風險。本文擬以《紀實》一文爲基本線索，對所涉內容略作箋釋，事關重大而語焉不詳處，將予以重點考證，《紀實》不及或其他文獻失載、誤載的若干事實，也進行扼要説明，希望在東南地方歷史變遷的背景下，探討“東南互保”事件中各色人物的行事軌迹和心路歷程，爲理解晚清歷史作一有益的注腳。 一 發自上海之倡議 (一)上海成爲風暴眼：炮臺、製造局之爭 《紀實》一文開首謂： 自五月初良鄉車站拳匪發難，京津響應，各省人心浮動，或信以爲義民，或迷其有神術。上海遠隔海洋，忽傳城內已有拳匪千人，飛渡而至，旅滬巨室紛紛遷避內地，有剛首途而被劫者。其時南北消息頓阻，各省之紛亂已日甚，各國兵艦連檣浦江，即分駛沿江海各口岸，保護僑商。英水師提督西摩擬入長江，倘外艦到後，與各地方一有衝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禍。(頁289—290) 趙鳳昌(1856—1938)久處張之洞幕府，時人謂以“張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倚之如左右手”，③可見兩人關係非同尋常，後因彈劾案牽連，遭革職處分，但仍被安排差使，在湖北電報局挂名支薪，常駐上海，充湖廣督署耳目。民國時黃炎培説過，晚清至民國“此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這位老人有關”，唐振常先生嘗引用此話，並加有按語：“其言或有誇誕，此人參與了東南半壁不少大事則是事實。”④趙鳳昌以其特殊身份及人際關係，不僅親歷近代許多重大事件，而且常扮演關鍵先生的角色。光緒二十六年(1900)策動“東南互保”，就是他在政治舞臺上一次重要的表演。前引《紀實》語扼要交代了“東南互保”發生的背景，除華北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外，外國軍艦雲集上海、有意駛赴長江口岸的動向，最爲當事人所注意。所謂“英水師提督西摩爾擬入長江”，其事不確。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E.H.Seymour)在五月中旬率聯軍由津赴京保護使館，遇清軍與義和團聯合阻擊，被迫折返，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敗退天津租界。其後原地休整，南下赴滬時已在六月末，⑤《紀實》文中與英艦入江事相混淆。 華北局勢惡化之初，作爲在長江流域擁有最大利益，並最具政治權勢的英國表現出積極干預的姿態。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西摩爾聯軍尚在途中，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霍必瀾(P.L.Warren)已開始策劃避免同樣的騷亂蔓延至南方，他建議“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使當地得到英國軍艦的“有效支持”，從而在轄區內維持秩序。英國動向曾被一些研究者理解爲首倡“互保”的證據，⑥而其真實含義在於提供單方面的軍事保護，在東南督撫看來，則是暴露了外人“窺伺”的野心。這一認識成爲張之洞“自認保護”的前提，所以向劉坤一一再示意“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在事件過程中，兩人迅速達成了共識——“爲今計，惟有力任保護，穩住各國，一面添兵自守，鎮懾地方”。⑦在試探觸壁後，英國暫未在長江流域擴大干預，但最先申請軍事保護的領事當局不甘心就此收手，要求增兵的持續呼聲仍然是左右倫敦決策的重要因素，這爲後來英國繼續嘗試軍事冒險埋下伏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