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中日对巨文岛事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①，阐明《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②，及其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同时指出：巨文岛事件是中日关系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关系当中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③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 与本文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有关《天津条约》以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一是英占巨文岛事件。目前已有的研究，都将二者作为单独个案分别进行考察，综合分析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几无所见。具体而言，以往的研究没有意识到《天津条约》以后，巨文岛事件在中日对朝宗属关系变化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就是说缺乏综观巨文岛事件与中日关系这一视角的分析和实证，致使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尚无人涉足④。相反，对巨文岛事件的研究，皆将分析视角定位在“清政府与英俄”图式中，排除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中日关系。至于运用中日两国史料，对中国在巨文岛事件中，利用对英外交争取外交主动，置日本于被动的经过，更是完全无人涉及⑤。可以说，研究视角的欠缺，史料使用的偏颇，是研究此时期中日关系的遗憾。有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天津条约》以后的中日关系时，按历史的发展进程，将分析视角置于巨文岛事件与中日关系之联系上，并运用中日两国史料进行比较分析，阐明巨文岛事件在中日对朝宗属关系变化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从1885年4月3日中日天津谈判开始，经过4月15日英占巨文岛，4月18日《天津条约》签订，6月5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对中国提出《朝鲜变法八条》，到7月11日中国拒绝日本为止，短短三个月，中日两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稿将对以上经过从三个层面进行考证：第一，中日如何利用英国开展其外交政策的，结果如何?第二，中日在巨文岛事件中实施了怎样的对朝鲜外交政策，结果如何?第三，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交涉，可称为“第二个天津谈判”的结果如何?将考证时期以中国拒绝日本《朝鲜变法八条》为终结，是因为以此为契机，日本完全丧失了介入朝鲜的外交手段，中日外交实力对比就此形成定局。 一、巨文岛事件中的中日对英外交 1.日本借巨文岛事件否认宗主国出兵权。 中日天津谈判期间，英国以“如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兵，我国将有一打算”的军事行动，对朝鲜问题进行干涉，于1885年4月15日即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两天之前，占领了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文岛⑥，并于占领之前的4月12日将此举最先通知了中国，而后于4月20日通知日本外务省，最后于4月24日通知当事国朝鲜外署⑦。仅从英国通知中日朝三国之举，足以见证巨文岛事件与中日关系之密切了⑧。当时，正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的伊藤博文，就英占巨文岛问题对李鸿章表示“英久据于日本尤不利，但恐暂据备俄，可姑待之”⑨，并向李鸿章提供自绘巨文岛地图⑩。李鸿章也早在4月8日接到总理衙门的电报，得知英占巨文岛的消息，并作出了“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之见解(11)。可见，天津谈判期间李鸿章和伊藤对英占巨文岛之举，因其有防俄之效皆做出暂时默许之姿态。虽然李鸿章与伊藤在英占巨文岛问题上有所共识，但是这并没有减缓谈判中双方对立的局面。当谈判焦点归结到朝鲜出兵权问题时，李鸿章以“朝为属邦”为据，坚持朝鲜撤兵后，“如朝鲜遇有重大动乱和外来侵略”，或“有他国(指俄国)侵略朝鲜领土，中国必派兵前往”，即宗主国义务出兵之主张(12)。对此，伊藤认为： 中堂之意是如有第三国侵占朝鲜，损害贵国(指中国)利益时，贵国有派兵朝鲜之权。以本大臣的理解，贵国强调的派兵权利与朝鲜独立或不独立之事毫无关系，派兵只是从贵国利益出发而已。如有第三国占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岛屿，将会给日本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侵略行为需加以防御。现在如有第三国占领巨文岛或攻击此岛，我国与贵国同样也有派兵朝鲜之权。(13) 显然，伊藤有意歪曲李鸿章的主张，借英占巨文岛造成的危险，将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曲解为“保卫自国安全”，其目的是否认中国宗主国对朝鲜的义务出兵权，同时又以保卫国家领土安全为借口，为日本争取朝鲜出兵权。其实，伊藤来中国前，日本制定的对中谈判内容只有两项：一是“协议”即与中国商议从朝鲜共同撤兵，一是“要求”即向中国要求惩办中国将官并对伤亡日本士兵进行赔偿(14)。朝鲜出兵权问题不在预定谈判内容之中。但是，如上所述，伊藤巧妙地利用巨文岛事件与李鸿章周旋朝鲜出兵权问题。 1885年4月18日，中日签订了《天津条约》。从其交涉过程可以看到，有关“互相知照出兵”一项，中日两国从开始就在大义名分上，依靠不同理论解释对朝鲜的出兵权，其背景则是中日围绕宗属关系的激烈对立。《天津条约》虽然暂时缓解了中日驻朝鲜军队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危机，但双方的戒备毫无放松。签约后，伊藤密书朝鲜临时代理公使近藤真锄，令其密切“注意在朝鲜清官清兵活动，为确保清兵从朝鲜撤兵，尽力防止暴动再起”(15)。李鸿章也在签约后告诫同仁“该使入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虑，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诸公及早留意是幸”(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