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时至今日，46年来的中国学习心理学研究，既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也出现了若干令人遗憾的失误。系统地回顾与反思中国当代学习心理学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把握当代中国学习心理学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嬗变，从而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当代学习心理学的逻辑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论研究：从巴甫洛夫主义到虚无主义再到认知主义 理论是在每一个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思想体系，而心理学理论又特别受到哲学和生物科学发展的影响。1950年，前苏联科学院和前苏联医学院召开两院联席会议，会议作出的决议指出，一切生物科学和医学科学都必须以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指导。中国当时正在全面学习苏联，因而中国心理学界也提出“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之上改造心理学”的口号。这就规定了中国心理学（包括学习心理学）的科学路线。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用巴甫洛夫学说改造“旧”的学习心理学，强调研究学习现象的生理机制。为了避免学习心理学受到唯心主义的干扰，这样做也许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这种硬性规定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在学习理论中几乎所有问题都用条件反射理论来解释，因而出现了许多牵强附会之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无论多么严谨，都是有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正确性是以一定的适用范围为前提的。如果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被任意夸大，势必会走向谬误，物理学的理论是如此，心理学的理论更是如此。当时所规定的只准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上改造学习心理学，这样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况且，学习心理学同心理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作为一门科学，总是既有对的，也有不对的部分，笼统地提出要改造心理学，这实质上是根本否认了学习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是解放后学习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历史与理论虚无主义的最初流露。当然，从1949年到1958年，尽管有上面说的那些问题，我们对前苏联的学习理论的学习还是有很大成就的，这为我们以后建立起自己的学习心理学理论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这一阶段，还对解放前在我国心理学界影响较大的桑代克的机能主义学习理论、华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学习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些都是比较粗糙、肤浅的。 1958年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发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开展心理学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倡议。但不幸的是，随后又开展了一场“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粗暴而错误地批判了心理学中的所谓“生物学化”和“庸俗社会学化”的倾向，引起了心理学界的思想混乱，并伤害了一部分心理学家。幸而，我国心理学界很快地纠正这种偏差。从1959年到1965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我国学习理论研究得以恢复和繁荣的阶段。1958年的错误批判引起了心理学界的普遍愤慨，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中断也引起了党、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关注。为了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1959年“五四”以后，各地有关学校和报刊在心理学包括学习理论研究领域重新恢复了“百家争鸣”的讨论，允许并鼓励批判的心理学家就包括学习心理的理论问题在内的一些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又为学习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六十年代初期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解放以来我国学习心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二：一为1962年召开的第一届教育心理专业学术年会，会上就一些学习心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二为1962 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潘菽主编了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但由于某种原因，该书未能公开出版，仅以讨论稿方式内部发行。该书的作者显然是想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作些尝试。 在1966年到1976年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空前的摧毁科学的倒退运动。在这10年间，心理学的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几乎全部被强行撤销，知识分子横遭打击，而心理学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一些著名心理学家被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与摧残，少数人甚至被迫害至死。这是建国以来的一段理论虚无主义阶段，而学习理论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和空前绝后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现代认知主义的学习理论开始传入国内。首先是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布鲁纳提出的四条学习原则为中国许多心理学家所首肯：其一，动机原则，即强调学习的内因，重视主动学习和引起学习兴趣；其二，结构原则，即强调基本知识的学习；其三，程序原则，即强调知识的序列，减少知识难度，以提高学习效率；其四，强化原则，即强调学习的反馈。布鲁纳还提出：“发现法”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布鲁纳的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反映了当时西方学习理论的发展走向，对中国当代学习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同属于认知学派的奥苏伯尔和加涅的学习理论也相继传入我国。奥苏伯尔同布鲁纳一样都认为，学习是认知结构的组织与重新组织。奥苏伯尔的认知一同化说的核心思想是：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教材与学生原有认识结构关联起来，新旧知识发生相互作用，新材料在学习者头脑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些就是学习变化的实质。但在如何获得新的意义的过程上，奥苏伯尔与布鲁纳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布鲁纳强调学生的发现，而奥苏伯尔则强调积极主动地接受。很显然，奥苏伯尔的接受学习更易为中国的教师和学生所掌握和运用，因而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另外，同布鲁纳和奥苏伯尔相比，加涅的认知—积累说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稍小一些，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加涅对学习层次、学习结果、学习条件及学习过程的深入研究，同样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目前，中国的学习心理思想在广泛学习西方学习理论的同时，加强了选择性。学习理论的认知色彩更清晰，主体意识和自觉性更强。 （二）实证研究：从动物实验到实验工作的完全停顿再到自然实验 1949年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高等学校的心理学系进行了相应调整，开始学习前苏联的实验学习心理学，并试图沿着列宁曾经指出的，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的方向前进。把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条件反射的方法运用到学习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中去，用以探讨学习现象的生理机制，并以此作为在我国建立科学学习心理学的起点和方向。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行（当时认为学习就是条件反射形成）心理方面的实验研究，如远近差交替分化方法、乐音调性分析能力、图形辨认、关系反射等。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心理研究所早期（即心理研究室）进行的工作。对这些实验工作的评论，一般认为，人的学习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如果只采用实验室简单的条件反射方法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1958年开始的心理学基本问题争论中，有人曾把学习心理学研究的“生物学化”归因于巴甫洛夫学说。经过争论，人们看到，在学习现象的生理机制研究方面，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条件反射的实验方法并不是学习心理学的唯一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