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心理学现状，要从课题的琐细，及屈从物理方法的独裁解放出来。建议群策群力，从战略的高度，进行战役性的研究，避免仓卒应付的遭遇战。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从现实中发现漏洞以资利用。克服方法论中的诸多限制，比较机器人学的缺陷，重视意义的地位，采纳释义学的方法，打破“所谓”科学的梏制，以活跃心理学克服科学方法论的专制。 关键词：心理学危机 认知心理学 人工智能 方法论 释义学 自从冯特创建来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百周年纪念大会以来，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现状，发表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一般说来，弥漫了悲观气氛。在此以前素称乐观的如科克（Koch）其人，六十年代曾受美国心理学会的委托，编辑“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丛书凡六卷，陈述心理科学的大成，最后还另出一卷作为总结。他还把赫尔（Hull）1943年出版的“行为的原理”称为20世纪的杰作。曾几何时，他竟痛斥其理论的严重缺点，是“令人发指的非决定论”和自变量的定义的“多重缺陷”（manifold inadequacy），与“一种假数量化的系统”。 科克甚至把学习理论的这种没出息作为心理学不能发展的内部原因。其外部原因则为它热心于迎合社会的赞许，而放弃心理学的理论，被斥为“江湖庸医”（Quack）。 对心理学现状的危机感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我个人涉猎的有限读物言，当推英国一位心理测量学教授，保罗·克兰（P.kline ）发表的“心理学的大曝光”，副标题为“皇帝的新衣裳”这样一本科普读物。它早已译出中文出版。作者在消极方面提出的许多典型事例，我认为是值得细心研究的。但他提出的解救方法，我就无法完全苟同了。 对今日学院派的实验心理学，克兰提出的一点，恐怕可以说是得到许多严肃的心理学者所共同诟病的。即研究对象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课题，随手拈来，目的尽在快出成果，写出为着职称升级或类似的原因而逼出来的论文。从内容讲，有些也许可能是实际工作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些也可能是社会上许多受关注而要求心理学者来解决的疑难或毛病。这些，我称之为遭遇战（Skirmish）。这样的研究，纵使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也只能是常识。 要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应该是战役性（Campaign）的研究。遭遇战只能是仓卒对付的急就章，充其量也不过是常识。战役性的进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战略的有确切计划的行动。常识和科学的区别应该就在这里。赫胥黎（A.Huxley）说：“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威廉·詹姆士叹息心理学不能称为科学，就因为心理学还只有“一系列的粗糙事实”，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我认为随机应变的行动，和深思熟虑的活动完全是两回事，应该说是两种范畴的行为。我有些同意库恩（Kuhn）的“科学共同体”的思想。我最近曾写过一篇科普作品，假拟小说中的鲁滨逊。如果他在孤岛上，苦心孤诣，做出一个实验成果，能否称它为科学成就？我倾向于否定它。我们现在许多科研成果，都要通过专家的验证，同行的共识，这是很必要的。在一般研究论文中，经常用“我们”而不用“我”，依我看来，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我对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应该从战役的高度出发，另一个原因是想在心理学界同仁中，提倡一下集体主义精神。我有些迷惘，好多人怀疑心理学工作者，都有些内倾，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我总觉得心理学界门户之见特别深，这当然也是因为我看到许多表面现象而把它妄作为本质问题看待。不过，既有这些现象，也就应该设法刻意清除。战役一定是集体行动，但又不会损及各个参加者的自主积极性。我心向往之，就想强调这点，使大家更好团结，群策群力，从大处着眼，解决一些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从而走上库恩称为“范式”的康庄大道。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我虽然有些同情克兰对心理学现状的评价，但他对这个烂摊子建议的收拾办法，我就很难同意。因为他提出的积极主张，仍不外乎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他说：“……如果心理学要取得进步，……就要用与这些科学相同的方法”。他所说的相同方法，即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我认为这完全是陈词滥调，因为在十九世纪初叶，小米尔（旧称穆勒）早就如此说过。以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克兰明目张胆地说，这是方法论的“帝国主义，只有实验心理学以外的人才会反对的”。我们对这种方法论的帝国主义不得不反对。岂徒对他标榜的“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要反对，即对任何一种方法的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玄学才只宗一种方法的。对方法论的制度化，我也持强烈的反感。因为我认为这样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就是因为方法论的制度化，只要用某种实验方法，好象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一个误区。我在前面所批评过的许多无关宏旨的研究，我认为其错误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耽心的问题。例如实验室实验，因为它要严格的条件控制，和数量化的结果处理，所以便不能不找比较简单的问题，在非常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结果是完全脱离实际，避实就虚，无血无肉，只剩下一些干瘪瘪的渣滓，也就是完全缺乏意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心理学研究对象本来内涵复杂，如果用某种方法来限制它，结果当然会扼杀心理学的生机。 我在上面就已经提到意义，这是心理学史上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蔼宾浩斯为了做记忆的实验，曾创制了无意义音节，以限制意义的干扰。符号的意义当然是靠学习得来，也可以说是经验的产物。为了控制经验这个变量，他就想把经验控制为0，因而采用无意义的音节。 英国剑桥的巴特利特，又反其道而用有意义的故事与图画来做记忆的实验，建立了他的图式理论，对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蔼宾浩斯实验的对象是无意义的人工产物，巴特利特的实验对象则是现成的有意义的字句，到底哪种方法好，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从实验的条件控制来说，无意义的音节，应该说是有利的。但结果却使心理学的研究走向无现实意义的邪路上去。这种做法，在物理科学领域还说得过去，对心理学来说，则是南辕北辙了。因为正如科勒的名著“在事实世界中价值的地位”，意义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是价值，没有意义的地位，事实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了。这点，我留在后面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