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西学”为参照，反观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之“中国经验”，“道德”问题一跃成为当前中国知识界公共论辩的紧要议题，“伦理学”也日益成为实践的人文学术和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与此相关的一个隐隐而动的趋向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论辩，似乎以一种更为冷静的方式在“伦理”的“百年大课题”中得以重现。如何看待西方道德理论对中国伦理文化和道德发展的意义？如何在一种“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道德哲学之学术史的“丛林”中探索一条相互“贯通”的道路？这成为西学在中国语境中如何“立地”或“生根”一类问题的“新瓶旧酒”。早在上世纪文化讨论中，有学者指证：“问题的实质就根本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用中西文化的地域差异来模糊、转移中国古今文化的差异这一严峻任务。”①近三十年过去，这一“古今中西”的大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道德问题的讨论中，于今日盛。因此，从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现代性转型意义上看，以一种“古今对看”和“中西比照”的眼光看待西方道德哲学的诸理论形态，进而从古今相通、中西相通、道德理论与其历史语境相通的三维视野厘定西方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的问题取向和知识架构，无疑是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目光长远的研究框架。本文以此为指引，尝试敞开汉语语境下西方启蒙视野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方法问题，从中拈出“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伦理课题”、它与启蒙文化形式的“关联域”以及它开启的“远见”三题，进行初步探测。 伦理的“百年大课题”：伦理的实践人文知识与道德形态学方法 毋庸置疑，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品性，随着近百年来历次“西学东渐”而变得愈来愈引人注目。我们知道，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经历了“道技之争”、“科玄论战”以及1978年以来“真理标准讨论”和“80—90年代文化讨论”的逐渐深入，伦理问题继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民主)和文化问题之后，日益成为理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枢机”，现今成为新时期我们必须应对的“百年大课题”。 这一点，特别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不断地遭遇到价值观的困惑或各种尖锐的道德难题而言，具有显著的紧迫感和现实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随着文化冲突、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文明体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难题。而如何透过“西方道德哲学”的问题方式反观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是汉语语境中伦理学探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视野。因此，作为一种最终落实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伦理课题”，亟待从实践的人文知识和道德形态学方法等方面凸显“中西互镜”、“古今对看”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的人文知识，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关乎文明形态中“启蒙”视野之敞开，而“中西互镜”、“古今对看”是进入西方道德哲学之启蒙视野的认知旨趣之所在。换言之，如果从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的人文知识着眼，我们必然触及到一种道德形态学方法问题：因为，一般而言，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间维度离不开“古今”问题，从空间维度离不开“中西”问题；而“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对于伦理学在一种“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视野中进入一种道德形态学的审度与研究范式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古今对看”，准确说来，应当是“以今观古”和“以古观今”的合二为一。“古今对看”的关键，是一种凝聚在实践的人文知识之认知旨趣上的“学习过程”和“创造过程”。具体说来，不论立足点是“古”还是“今”，都需要有一种“明察观看的眼光”和“自由创造的心灵”，一种整体把握我们自身及周围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传统和现代性、历史和未来之构成的综合视野，并在此视域内省度生活的意义和人们正当行动的准则。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它同时既是一个学习过程，又是一个创造过程。人们在不同程度上有可能既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的“学生”，又可能是他们的最为“严厉”的批判者。而更多的时候，向前辈大师(或古人)学习的过程，体现着一种人文创造的品行，亦即是通过批判地吸收(即扬弃)来延续这种“古今对看”的“地平线”。从这一意义上看，伦理学作为人文知识和实践理性的特质，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或多或少与某种类型的“理智启蒙”之视野的敞开有着一种正向的关联。因此，“古今对看”的视野，正是着眼于一种澄明性人文知识所具备的目的导引之功能和实践教化之诉求，而展现为“明察”与“开新”之双重去蔽功效。从历代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总是在阅读孔子的言行记录中获得用于“践行”的伦理智慧看，中国儒家的人文慧命，总是在复现孔子的伦理记忆中延续这种“古今对看”的眼光。 以“古今对看”的眼光看西方道德哲学的形态演进，不难发现，西方伦理学史在古希腊到现代形态中的人文知识类型，作为对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哲学，有一个指向人的道德自主和伦理觉悟的内在维度。我们称之为“启蒙视野中的道德形态学”的内在维度。它指向人类自我关切的知识、自由和信仰。冯友兰指证，中国没有一神论的宗教，因此中国的伦理学实际地肩负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安顿之道，且关乎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古希腊由智者和苏格拉底的伦理探究所开启的知识旨趣最终导向了一种“至善”理念的目的论知识。由此开端，西方道德哲学史展现为三大“启蒙”视域，即古希腊的“理智启蒙”、近代西方伦理学的“现代性启蒙”和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后启蒙”的“启蒙”。这三大启蒙视域，奠定了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的“实践人文知识”类型：其一，在希腊理智启蒙之后，古代道德哲学的重心从古希腊的“伦理”，经过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道德”，走向并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道德哲学形态；其二，随着西方近代启蒙，科学理性和非目的论的世界观开始形成，引发了科学启蒙并进一步催生道德启蒙，且作为对现代性启蒙道德哲学的一种反动，浪漫派和黑格尔道德哲学确立了一种以精神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形态；其三，现当代道德哲学在应对一种“后启蒙”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一种后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