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3-0036-05 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天”是一个重要范畴。对于“天”的伦理意蕴，蔡元培曾指出，“天理人事同一法则”，天“为人类行为之标准”，“天为伦理学最高观念之代表”，“天之本质为道德，而见于事物也为秩序”。[1](P10-11)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天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朱子语类》卷一载：“问经当中天字，曰：要人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朱熹回答学生问经书中的天字，认为天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则提出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最高之原理。”[2](P55)探究“天人之际”以及倡导“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天”范畴及其伦理意蕴谈些浅见。 一、商、西周时期“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 据学者研究，中国伦理思想萌芽于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商王朝，而于西周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商、西周都信奉“主宰之天”，视天为上帝即最高人格神，它主宰人间的一切。但商、西周时期的天已被赋予道德属性，从而具有了赏善罚恶的伦理意蕴。 商、西周奴隶主贵族信奉“天命”，以之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甲骨文已出现“帝令”这样的概念，说统治阶级的法令都是天帝批准的，以论证他们对人民的统治有“天命”作为根据。商王朝统治者讲“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尚书·汤誓》)。西周统治阶级也讲，“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尚书·泰誓上》)，“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但如前所述，商、西周时期的“天”已开始具有道德属性。商王朝在总结夏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讲，“惟天无亲，克敬惟亲”(《尚书·太甲下》)，“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天监其德，用集大命”(《尚书·太甲上》)。夏王朝最后一个君王夏桀不能“克敬”、“作善”，所以被天帝“降殃”。这一点在西周开创者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鉴于夏、商两代的兴亡史，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故天降丧予殷，罔爱于殷，惟逸”(《尚书·酒诰》)。因为商王朝放纵情欲，贪图逸乐，所以天帝不再佑助它。又讲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他们还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并由此而提出“修德配命”、“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认为有道德才能上承天命下保人民(占有奴隶)，并提出“明德慎罚”的治政理念，表明了对道德功能作用的自觉。周公还总结前人的人文认识成果，“制礼作乐”，创设了一套礼乐制度，将古代的人文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表明在主宰之天的格局下，人有了更多的作为空间。商、西周特别是西周开创者赋“主宰之天”以道德属性，在天道观演变史和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一件事情。 二、墨家和道家的“天”观念及其伦理意蕴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墨家信奉“主宰之天”，道家信奉“自然之天”，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伦理意蕴。 墨家讲“主宰之天”，认为“天意”、“天志”是政治与道德的最高标准和最高根据。《墨子》书中有《天志》篇，主张“尊天”，企图让“天帝”成为其推行政治与道德的根据和力量。墨子讲天能赏善罚恶，“故欲富且贵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他还讲“天为贵，天为知”，“义自天出”(《天志中》)，认为天最为尊贵，最有智慧，是道德价值的根源。在《墨子·法仪》篇中，墨子提出“法天”的主张。在他看来，父母、学、君三者，不足为法，只有“天”可法，“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天之所以可法，是因为它具备广施无私、施厚不德和持久不衰三种特性。墨家的“天志”和“尊天”、“法天”说，没有摆脱商、西周传统的思想形式，反映了小生产者缺乏自信心和思想意识上的浅薄与贫乏。同时也表明它希望有个权威(“天”)来赏善罚恶，主持公道。这样在神道设教的落后形式中又有着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诉求。 道家讲“自然之天”。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下引此方只注章名)老子讲“天法道”，在“天”之上安上个“道”，于是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推翻了，“顺帝之则”变成了“顺道之则”。宇宙人生应顺从的是“道”而不是“天”，这在天道观演变史上可谓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但老子的“道”和天一样，也具有根源性、普遍性、恒久性、主宰性和道德性。如讲根源性：“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道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讲普遍性：“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第三十四章)；讲恒久性：“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讲主宰性：“惟道是从”(第二十章)、“不道早已”(第三十、五十五章)；讲道德性：“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七十七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天之道，利而不害”(第八十一章)，得不义之财、不当之位“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见第五十五章)。可见老子的“道”同“天”一样同具形上本体义，在伦理意蕴上是别无二致的。 庄子也讲自然之道。认为这个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自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太宗师》，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在肯定道的根源性、普遍性、恒久性等方面，庄子同老子是一样的。庄子更加强调道的自然而然的本性，并将其与人为造作对立起来。“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因此，一切要顺应自然，不要有所人为，要遵循命运的必然，不要有所造作，即所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可见，他所讲的天，也有“运命之天”的含义。关于这一点，他更明言讲“知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唯有德者能之”(见《德充符》)。对于不可抗拒的外在必然性“安之若命”，庄子认为是一种道德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