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的一个方面，关系弘扬中国精神、铸造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魄，至关重要。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借鉴又是这一工作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一大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个人的理解，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为避免枝蔓，我想先说明两点：(1)中外学术界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多种多样，定义纷繁。其外延可以宽到囊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包括器物、制度、知识、信仰、风俗、习惯等等；也可以窄到专指精神生活过程及其成果。我以为不必去评论这些定义的是非，只要作者在论述中首尾一贯地坚持自己的定义，不自相矛盾，让人们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有可能去评论他的思想，这就行了。不过，这些定义虽然歧异很多，还是至少有三点是共同的：第一，都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然物；即使有时也指似乎与人类无关的自然物，实际上则是指经过人类的观察、体验并赋予了意义的自然物。说文化的内容是“人化”，文化的作用是“化人”，大体上还是属于共识。第二，即使是指物质的东西，无论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人们关注的也不是这些物质事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而是体现在其中的精神内容。第三，尽管都把文化理解为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不同的概念，但都没有把它们看成互斥的关系，更没有理解为逻辑上的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这三个共同点使得对文化概念持不同定义的学者和学派之间可以有实质性的交流。本文论及的文化是“小文化”，专指精神生活过程及其成果。(2)本文探讨的仅仅是文化的共同性的问题，对不同文化门类的特殊规律没有分别论列。 一、传承与借鉴的重要性 文化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是人们生活条件的产物。其所以有这种产物，一是由于人类生活本身的需要。人类生活不是免于冻馁、吃饱穿暖就完事，也不只是追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还需要有精神生活，从原始人群到现代社会莫不如此。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二是由于文化与物质生活和经济政治活动等等之间有巨大的交互作用。没有文化，社会成员就无法交流和共处，就不能延续和发展。没有人类社会固然不可能有文化，但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一句话，没有文化，人就不成其为人。 文化乍看起来似乎最“软”，其实最“硬”。这不是指钢铁或钻石的那种硬，而是指坚韧的生命力、广泛的覆盖力和强劲的渗透力。文化是维系人类共同体(包括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灵魂。任何共同体的文化都会随着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总有大量的东西会积淀下来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特色。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能不能留下足迹和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能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和有什么样的贡献，归根到底要看它的文化成就和文化特色。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和惊涛骇浪，然而我们的文化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还承先启后、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有力地显示了文化的伟力。 文化是千姿百态的精神花朵，但归根到底都是人们生活条件和生活式样的创造性的反映。多种多样的文化实际上是两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过程是人们在既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自发地生成的过程；另一个过程则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在阶级社会里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自觉地建构的过程。这两个过程虽然最终都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但后一过程往往更具有影响力，更能在整个社会中起引导作用。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建构主流文化作为维系统治、凝聚人心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为的是使人们认同对他们有利的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安于和乐于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他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西方资产阶级就是以普遍性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的，到现在也还在全世界扩张这种霸权。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增进各族人民的福祉，也必须强调民族文化的自觉建设。 我们现在要建设的是当代中国需要的文化，是与世界潮流一致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样的文化当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但对“实际”不应作狭隘的理解。要看到不仅现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政治状况等等是实际，现存的文化本身也是实际，造成现存文化的历史也是实际。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空地”上另起炉灶，而只能在已有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文化传统并不是“明日黄花”，而是现实存在，它就是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就是每天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的实际。离开传承和借鉴而白手起家，文化建设就无异于空中楼阁。问题不在于文化建设要不要传承与借鉴，而在于传承什么与借鉴什么，怎样传承与借鉴。 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极伟大的凝聚力和极持久的生命力。先秦的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与古希腊的文化东西辉映。秦代以后，乃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华文化也仍然灿烂辉煌。在欧洲长达近千年的经济文化相对停滞、以致被某些史学家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中国却处在从南北朝到明朝中叶(中经隋、唐、宋、元各代)的社会高度繁荣时期(唐代的首都长安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即使在原来被视为夷狄的民族靠武力“入主中原”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也融入了原有的中华文化并为它增添了新的成分，这些民族本身也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或消亡，而且越来越繁荣丰富，深入人心，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个奇迹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母体。中华民族脱离不了这个母体。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立足，也必须尊重、适应乃至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否则不能得到中华民族的认同。以佛教为例，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我国的许多学者都论述过这个过程。佛教要在中国生根落脚，争取地位，扩大影响，当然不能不与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竞争，首先是与儒家和道家竞争。但正因为要竞争，就不能不适应中国的土壤，改造自身，转换理论内容和社会功能，既保持自身独有的特点，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精神不相抵触，与儒、道互补。佛教在中国也曾多次遇到过“辟佛”的危机。辟佛者最“过硬”的理由就是指责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宗旨不相容。而佛教为自身辩护的理由则是极力证明它不仅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发明，相得益彰。东晋的佛教领袖慧远给朝廷写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极力论证儒以治世、佛以治心的道理，他说：“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即所谓“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中国的许多皇帝很尊重佛教，许多高僧，例如北齐的法常，陈隋之际的智顗，唐代的玄奘、神秀、慧忠、知玄，五代时后蜀的光业、吴越的德韶、南唐的文遂等，都曾时号“国师”，或者被敕封为“国师”；许多大儒也推崇佛学、出入佛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再以基督教为例，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取得很大的成功，除了依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博得人们的信任之外，还与他特别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协调有关。他推崇中国文化，赞扬“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不仅身穿中国儒士的服装，而且运用五经四书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以中文写成了《二十五言》这样的著作。甚至连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他都非常注意，包括回避一些与儒家传统明显抵触的教义，把拉丁文“Deus”(英文God)这个最关键的名词翻译成中国的《尚书》和《诗经》中就出现过的“上帝”。这是他至关重要的策略，也是他得到许多儒士公卿(如徐光启这样的翰林)的支持和皇帝的信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