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5－0017－08 近些年，马克思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之显学。在此过程中，美国哲学家诺曼·莱文被锁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他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引起诸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提出的“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之观点的冲击相关。可以说，受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关系的系列论辩。不过，就近期的理论研究来说，诺曼·莱文着重处理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史问题，即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这体现在他于2006年出版的新著《分歧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下文简称《分歧的路径》)中。从标题和内容来看，这部著作无疑强化了他的“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观点。然而，更为根本地看，如何历史地判断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起源，并以此为基础指认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路向与理论特质，显然在莱文看来更重一码。平心而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起源之问题，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如何全面地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史前提，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如何恰当地厘定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范式与路径，如此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且不论《分歧的路径》是否精当地处理并还原了思想史的真相，它指涉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具有基础性的学术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 在《分歧的路径》中，莱文这样说道：“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我相信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我研究的出发点总是将黑格尔或者黑格尔主义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场域当中。”[1](Pxviii)在此，莱文是要表达这样一个论见：在思想求索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未排拒、远离黑格尔思想之传统，而恰恰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了许多概念、范畴与方法论，这构成马克思进行哲学创造的重要思想平台。所以，《分歧的路径》的中心思想，即是梳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具体指认黑格尔在哪些方面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又在哪些方面偏离了黑格尔。这样一件学术工作，就莱文始终强调的方法论主旨而言，实质上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解释逻辑。这一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列宁和卢卡奇之研究的解释逻辑，要求以黑格尔哲学为支点来解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身后的理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莱文看来，这件学术工作的首要前提，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去黑格尔化”，即将黑格尔主义因素从种种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离析出来。这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探索中的许多错误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一个主要的根源”[1](Pxix)。具体一点说，许多彪炳史册的哲学家都曾对马克思和黑格尔之关系展开讨论，并由之而构造出一个“黑格尔化”的解释语境，但他们往往又不能够将这种关系真实地还原出来，相反却常常引导人们误读这种关系，进而误读马克思哲学其他方面的内容。从哲学史的维度看，这种状况大致存在于两种传统当中：其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涉及的人物有卢卡奇、阿多诺等；其二为自然唯物主义传统，涉及的人物主要是恩格斯，同时也包括恩格斯的后继者。 首先，在《分歧的路径》的第一章，即“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编纂学”中，莱文总结并指认了卢卡奇、阿尔都塞、阿多诺、施密特以及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解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路向与实质。这种总结与指认就是一种“去黑格尔化”的学术反思。莱文以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的强化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有的弱化了这方面的因素，但不管怎样，他们在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如此，有一点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们的研究都是以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为中轴，依托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语境而展开的。所以，在他们的研究当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包含着某种文化、政治的元素，这样的元素并不利于彰明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相反，却常常使此问题在理论求索中“被遮蔽”。 就阿多诺来说，他曾竭尽全力地使马克思主义“再黑格尔化”，其目的却是要宣明，黑格尔在很多方面错误连连，那么，扎根于黑格尔主义土壤的马克思主义，也注定在许多方面是经不起拷问的。这意味着，阿多诺将所有对历史终极目标的追寻统统都推上了理论的“被告席”，同时，他也由此而在根本上质疑了诸如群体、工会、政党这样的集体主义之形式。这是因为，阿多诺鼓吹非系统性、特殊性以及个体性，他沿取了尼采开出的非理性主义传统，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愈来愈强大的集体主义视若仇寇；他看到了同一性之思维对人类的巨大威胁，认为抗拒同一性乃是守护特殊性和碎片的东西的最有效工具。[1](P22)既然如此，在莱文看来，阿多诺的黑格尔化只会是包藏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中的芒刺，对于澄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关系不益反害。 就卢卡奇来说，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进而将推理的支点系于黑格尔的逻辑，这看起来似乎有助于廓清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前提，但卢卡奇的主旨并不在于此，毋宁说，他是要借用黑格尔主义的主体能动性来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能动性，从而为一种连接于阶级意识之觉醒的行动主义和主体革命立言。[1](P12) 莱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作为一种研究的定向，不仅应当意味着借用黑格尔的观点、方法和术语来支持预设的理论学说，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黑格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例如与传统和权威相妥协的因素，或者在他的时代只是能够饮鸩止渴但并不具备普遍性历史价值的因素等——加以深入地反思。黑格尔哲学虽然在不同的路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当代价值，但在黑格尔走向当代的过程中，夹杂了太多令人生疑从而让人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当在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框架中理解黑格尔体系时，更应意识到黑格尔其实不能简单地被引征去达致某种政治或者文化的目的。再者，将政治和学术混杂在一起，虽然不一定意味着会将政治理论引入歧途，但对准确的学术研究来说或许是一种误导。莱文在此无非是要言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黑格尔化”工作，根本就不可能真实确当地揭示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历史性相遇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