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句本身，已经在回答哲学是什么，因为它的思考路径是“什么是”或“这是什么”，其中的要害，在于系词“是”而不是“什么”。不能把being翻译为“存在”，因为“存在”是一个“什么”或“存在”是一个概念，“是”不是一个“什么”或“是”不是一个在回答“什么”意义上的概念(就像康德所说，“是”不等同一个宾词)。being不是“什么”，being“什么都不是”，但being却是哲学的根(这里的“哲学”等于“哲学着”或“思想着”、“沉思着”)。作为概念，“存在”是一个在时间上已经被完成了的意思，但being却应该被理解为becoming，它处于时间之中，其状态尚不能确定——以上的思路，同时属于柏格森与海德格尔。Being象征着时间、好奇、深渊，是逻各斯或(西方)语言的家，它是不可译的，当我们强行用“存在”翻译它时，等于给出一个概念的理解方式或方向，使之等同于一样东西，其结果就是，在出发点上，就站在哲学之外了，从而与哲学南辕北辙。 换句话，哲学与语言有关，没有古希腊语就没有哲学。如果我们走上being之路的同时，没有走上“存在”之路，就像我们直接处于事情内部而放弃任何间接性，即being与“关于”无关(因为任何“关于”都是关于“什么”的“关于”，或都是关于“对象”的“关于”)。走上being之路=进入哲学或进入时间之中，这是思之路也是沉醉之路。借用现象学术语，我们这里直接沉浸于事情本身，但是切记，“事情本身”并非上述“什么”意义上的概念。显然，如此理解哲学具有颠覆性效果，因为这样一来，哲学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成为从四面八方接受触动或去触动的行为，不但思想变成这样的行为，而且从此哲学还要冒着成为“感受”的风险。如此哲学对应的汉语，便不再是任何概念范畴而是“感触”——其中蕴涵着伴随时间流逝而释放的能量。于是学究们喊叫起来，“这是非理性的啊！”但是，这种抗议仍旧是把理性理解为类似“这是什么”之类的思路——谁也没有权利在理性产生之前就断言理性是什么，理性处于思想沉浸过程之中。就像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认识能力必须在实际认识过程中才可以获得解释。至少在这点上，康德的先验哲学处于哲学之外了。事实上，哲学既不是关于理性的，也不是关于非理性的，因为就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先验地蕴涵着他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我”、“思”、“在”一样，以往哲学之先天缺憾，就在于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理性的”之前，就已经把理性假定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了。但是，哲学并非这样的“东西”。 同样情况也适用“哲学”这个词，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更严重的在于它只被当作名词使用，这就使得哲学很不哲学，因为哲学必须在哲学着，即它处于动态且在时间之中。一切名词都可如此使用，即在名词后加上“着”字，其效果就是消解这个名词的界限，使某某不再是某某而成为别的。海德格尔所谓思之“路”，就是我这里所谓“‘着’之路”、总是在中途调整方向之路。换句话，我完全可以胸有成竹地用汉语描述being或海氏的“dasein”。当我们努力寻找路标时，却不知路从来就在脚下，它早就在发挥作用，却不为我们所知，就像天文学近几十年才发现的暗物质与暗能量一样。从“着”走出的是活思想，而不再是知识。又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欧洲或西方哲学史一直在回答关于“什么”的知识，以各种方式回答这个“什么”到底是“什么”(例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等)，而忘记了对being本身的思考——后者首先意味着我们不能事先知道“哲学是什么”，否则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永远别想走出来：Being诉诸一种极其抽象的直接性，我这里又想到“感触”。 “爱智慧”先于名词“哲学”，“爱智慧”重点在于“爱”，一种热情或感触——它不是关于，而是在爱中爱着。海德格尔在《同一与差异》一书中，把这个思想的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利特。①爱就像汹涌不息的河、永远燃烧的火焰。热情或能量是一切，一切都在热情或能量之中，热情或能量的别名，就是时间与运动。这里的“一”不是数量，因此也不是概念。使赫拉克利特惊讶不已的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所有在“着”着“的”莫名其妙的能量。哲学上的惊奇几乎都与时间、与不能理解的事物相关。“爱智慧”或惊奇，是针对不能被理解的事情而言的，这使得思想虎虎有冲劲与生气。精神的能量等于精神的连接(连接过程中消解了“关于什么”的界限)，但这个连接不是上述“关于”式的连接。 由于“思想”与“着”连接、与“能”(possible)和“活力”连接，因此它比哲学更伟大。换句话，思想可以不借助演绎和归纳逻辑，因此思想可以与哲学毫无关系，思想与博学无关、与“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或选择)无关。思想着的过程像la correspondance(海德格尔用这个法文词)，即相邻元素之间有关联中的应和关系，应和关系既不是对应关系，也不是对称关系、更不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意义上的反映或符合关系(与这些关系相比，我宁可称这里的应和关系似感应)。海德格尔的说法是，being不应与“存在者”应和(或不与概念应和、不与“什么”应和)。信息以这种应和方式(而不是以形式逻辑方式、不是以定义的方式)传递。应和过程中的转换与逻辑定义及其分类过程中所发生的转换无关，例如根据前者，与“好”连接构成转化关联的不是“坏”，应和过程在消解着所有分类原则。它甚至消解因果关系，就像休谟说的，因果关系不过彼此现象之间相互伴随，但并非一定是“因此之故”。问与答之间也是一种应和关系，它消解本来意义上的问与答，即问与答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思想可以是有问无答、有答无问、答非所问。思想，并非一定以寻求对某个问题的答案的方式进行。这里“消解”与“解构”近似，它不是推翻，而是借助旧结构的力量，重新分配能量。当然，也可以把“哲学”消解性地理解为上述“思想”，这使哲学获得新生命——它的效果是惊讶，哲学诞生于惊讶之后。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宁可把惊讶理解为思想的情调(德勒兹则把这些情调叫做智慧的形状)，并不单纯把惊讶解释为产生哲学的原因或推动力。②换句话，不是说自从第一推动力之后，思想的地球就永远按照既定的轨道旋转不止，而应该说，思想过程时刻在惊讶，因而也就消解了惊讶，使惊讶化为一种常态、一种力量、风格、情调，或干脆说，所谓惊讶，就是爱本身、感触本身、遭受本身、冒险本身——甚至是翻译本身，翻译就是在冒险。在感触中感触着，这两个感触之间有拆解关系，就像生日不过是“不是今天的今天”，就像being什么都不是，但同时being什么都“是”，在不同时态中，being有无数的衍生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