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方法论视角：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我们在理解这一点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这两个视角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此处所讲的历史的方法论是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方法论，而不是某种技术要素或劳动工具的历史的方法论。此处所讲的社会关系的方法论也不是静态的社会关系方法论，不是去凸显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本性，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方法论；(二)更须指出的是，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方法论不是去描述经验历史层面的社会关系的前后相继性，不是用一种结构形式去描述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用另一种结构形式去描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然后把它们置放在前后的时间序列之中，而是把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作这一历史整体的本质线索，从而把历史上每个时代的社会关系都当作这一本质矛盾之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所以，他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之后，主要的理论精力不是去凸显现有社会关系的异化本性，而是去研究这种社会关系与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不是去研究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的经验内容，而是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体现私有制内在矛盾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方法论视角及其相应的理论内容，的确是具有客观性特征的，这其实就是科学性的特征。但遗憾的是，在当今国外左派学界，这种观点遭到了很大的质疑。从表面上看，当代西方社会中似乎已经不具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方法论视角的现实条件了，因为，当资本完成了在经济领域中的殖民之后，西方社会似乎已经没有经济矛盾了，再加上随着西方社会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社会批判理论似乎理应转向对文化范式、性别、权力、种族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尽管可以承认西方左翼学者在其特定的实践语境中为了延续革命或批判的学术传统而做出的学术努力的价值，但当他们的学术思路影响到我们的理论建构时，就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的学理逻辑是否是严谨和完整的；二是我们的时代背景是否与他们的理论范式相对应。 一、对文化范式的批判不能取代对历史内在矛盾的批判 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现实存在的本质，从思维、认识的建构作用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历史的本质，这尽管相对于把思维与存在在现实层面上机械地割裂开来的研究范式而言，的确有可取之处，因为从认识论的层面上说，现实，尤其是能对人类生活起影响作用的现实，无疑是要经过思维图式或文化范式的建构这一中介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经过文化范式中介过的客观现实，才可能对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起作用。但如果把这一解读逻辑的作用无限地夸大，那就会走向认识上的误区。譬如，如果基于上述解读逻辑而把对客观现实的批判，简单化地理解为对关于客观现实的文化范式的批判，那就会在一定意义上重蹈当年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老路，从而最终走向用思想来解救思想的学术道路。因此我以为，这一解读思路应该进一步追问如下问题：对客观现实进行中介的文化范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只要它不是先验的，它就要回答这一问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由现实历史的运动所建构出来的。这样一来，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层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回复，而是对现实本身的一种深度追问。应该看到，思维本身也是内在于现实之中的，除了在本体论上追问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时之外，历史唯物主义讲的现实当然是包括思维在内的完整的现实。而真正能回答上述提到的思维与现实之间的看似循环论证的那个问题的，恰恰是作为发展过程的现实本身，而不是作为静态对象的经验现实。而谈到作为发展过程的现实本身，就必须去回答这一现实发展过程的本质问题，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其中所起的本质作用，而不是停留在文化范式对人的行动的中介作用的层面上。 应该说，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以思维图式或文化范式为切入口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以及展开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学者，还不在少数。譬如英国的卡弗教授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似乎是：新近社会建构(如商品社会)有其‘本性的规律’或具体的概念结构，因此个人就是以一种可预知的方式得以社会地建构的，据此社会的兴衰也就是可以预测的了。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最终牺牲个人的能动性，因为他认为个人依然可以很好地认识这一概念结构。而且，如果这一概念结构改变了，人们也一定会起而反之。马克思设想了一个概念结构以替代商品‘本性的规律’，这样社会(以及社会性建构的个人)就可以更新和发展了……”①美国的吉布森、澳大利亚的格雷汉姆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对福特制和后福特制的种种认识可以视为政治干预。在某种社会表述背景中，它们不仅通过构建某种主体地位来动员政治主题，而且也通过勾勒总体社会结构、一系列具体社会形式，及其可变的各种方式，来确立一个大致的政治构想……从另外的角度把社会描述为一个无中心的、不连贯的和复合性的整体，就可以在阶级活动(和其他活动)中从任何角度、任何时间提供许多干预点”。② 尽管这些观点初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下两点。 首先，这些观点都是从所谓的革命政治学的角度来展开其学理逻辑的，在这些学者看来，资本逻辑在当代语境中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殖民，因此，作为左派学者，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颠覆既有的文化范式来重新找到批判的主体或革命的动力，由此来推进他们所说的革命政治学的进程。但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所假定的那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是他们从文化人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误读。因为，就像很多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危机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停滞(到现在，已经成为体系的特征长达25年了)势必引起大量在生产性投资上找不到出口的过剩资本。在这些条件下，主导性资本对这个情况的反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优先管理大量流动资本。这种管理需要最大程度的世界金融开放和高利息率……这个体系毫无疑问有以下弊端：(1)它没有提供稳定的汇率……从而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2)它导致了世界经济停滞的螺旋式发展，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长期特征；(3)它阻碍了许多外围地区寻求发展的可能”。③实际上，后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以及由失业所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就是由此而来的。上述左派学者之所以忽视这种客观的经济矛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当今西方左派学界，哲学家、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没有很好的学术联系。因而，在缺失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客观分析线索的前提下，这些左派的哲学家或政治学家就很容易从左派抗议运动的式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处于低潮的现象中，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已无矛盾可言的结论。殊不知，这只是一种虚拟的结论，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我此处的论述并没有忽视戴维·哈维等学者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论述，但一来，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不在我所论述的线索之中，二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谈到了经济危机，但实际上并没有从资本主义本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只是从经验层面上的矛盾性，如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存在等角度来加以理解。因此，此处对他们的观点就不加以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