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130-10 所谓“边疆意识”，应包括什么是“边疆”，“边疆”的实际范围在哪里，“边疆”的重要性与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处理与“边疆”相关的问题等等，涉及一个时期整个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评价与应对之策，具体包括边界划定、边疆防守政策、边疆民族社会、边疆区域经济开发等诸多问题的认知与处置。中国自古边疆地域广大，边疆意识的相关记录相当丰富。如古文献中与“边疆”相类及相关的词汇就有不少，如“边疆”、“边圉”、“边地”、“边界”、“边陲”、“边方”、“边鄙”、“疆场”、“封疆”，等等。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边疆意识。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国防史与地理认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边疆意识，在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土意识，能够切实考验一个政权与民族对于自己疆土的关切程度与责任感。边疆形态与边疆意识，具有很强的因承性。研究与重新思考中国边疆争议及边疆意识问题，对于今天边疆建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应对，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以历代重要的边疆争议事件为线索，对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过程、特征及演变趋势作一番勾勒与分析，着重突出各种历史、地理等主客观因素对于边疆意识的影响，以就教于高明①。 一、先秦时期：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阶段 先秦时期是中国政治与政权建设的草创及调整时期，也是边疆意识的萌芽与初创时期。就政体形态而言，万邦并存，小国林立，是先秦时期政权形态与政治地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故而被研究者称为“万邦时代”②。划野分疆，是政权建设的基础与主要途径之一，故而有“疆理天下”或“疆理南北”之说。唐颜师古释曰：“疆理，谓立封疆而统理之。”③ 明确边界线的划定，是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疆界意识的建立，是先秦时期政治及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成就。“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④孟子也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⑤疆界不分，产权不明，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疆界与土地的分割，本质上就是现实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划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义上都是一统的王朝。特别是西周初期实行“封建”之制，影响深远。“封建”之本义，是“封邦建国”，“封”字之本义，即垒土为界。“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为封以记之，故建国谓之封国。”⑥“封邦建国”的理论依据，便是《诗经》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⑦然而，这种不免空幻的“一统”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中的疆土争夺。随着政权与国家的发展，各国的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而，边疆形态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春秋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时代，“四大强国”，即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都有一个由小到大、开疆拓土的过程。晋国原来只是一个仅有“百里之地”的小国，后来逐渐成长为春秋霸主及“四大强国”之一。 之所以称先秦时期为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时期，还因为实体化的疆界，如长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战国后期出现。战国时期为抵御匈奴入侵，沿边国家已开始广筑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此外，各个政权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往往不择手段，“以邻为壑”。《汉书·沟洫志》载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显然，当时堤防的意义不仅限于水利工程，而主要作为疆域分界线的标志了。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应是所谓“中国”与“四海”。而古文献中所谓“四海”，并非指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海”，如《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当时的民族分布特征，是所谓“华夷五方格局”，即中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当时人们对于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认知⑧。《释名·释水》云：“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四海”一词，可以清楚表明，当时人们对于所谓“中国”以外广袤区域的认知是极为模糊的，或者说知之甚少。“中国”与“四海”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疆界争端及划界争议了，因此，我们在文献中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内部诸国的疆界争端、疆界冲突。然而，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向外拓展的条件渐渐成熟，晋、齐诸国疆域拓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拓土，不亦宜乎?”⑨就是当时各国疆域发展状况最准确的说明。不过，其扩展范围也仅限周边地区而已，与后世疆域比较，先秦时期所谓“中国”的总体面积是相当有限的，诚如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指明的情形：“成周之世(即东周时期)，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洪迈所谓的“天下”，也仅指北宋的疆域范围而已⑩。 二、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外在敌对势力的威胁，是边疆意识形成与强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从秦汉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都来自塞北，如匈奴、鲜卑、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因此，长城一线，不仅是中原王朝所建的防御工程，而且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最重要的边界标志。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汉文帝所云：“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也可泛指其他非汉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民族与政治地理格局的最主要特征(11)。关于长城的重要作用，西汉人侯应曾经作出最为翔实的论述。汉元帝时期，汉匈关系缓解，呼韩邪单于入朝，昭君出塞和亲。为感谢汉朝的恩德，呼韩邪单于提出“罢塞”之请，一时朝臣附和者不少。而熟悉边事的郎中侯应却明确表示反对，上书陈述罢塞“十不可”的理由。首先，阴山以南的地区，处于长城以北，土地广袤，水草丰美，对匈奴人的生存至关重要。汉朝军队经过浴血奋战，已占据其地，并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对于维护汉朝北边防御体系至关重要，而“罢塞”则意味着放弃这大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并从根本上破坏汉朝原有的防御体系。其次，汉匈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时刻存在着变数，应“安不忘危”，而撤除边塞防御体系，一旦汉匈关系有变，悔之已晚。其三，即使单于恭顺，也难以避免匈奴部众的南下抢掠，没有长城之防，沿边百姓必受其祸。其四，中原王朝建立完整的关塞体系，不仅有着边防考量，也出于内部治安的需要，而边塞长城之建，也并非单纯防御匈奴之需，边疆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胁，等等。简而言之，关系和睦，政权之间或许可以废除壁垒森严的防御工事，但却绝不能废除边界线。侯应的言论最终让汉元帝及朝臣们彻底打消了“罢塞”的想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