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01.24:X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01 通讯作者:王铮(1954-),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理论地理学,计算管理科学。E-mail:wangzheng@casipm.ac.cn. 1 引言 Cohen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结构,在这个新的结构中,放弃了冷战所谓的“心脏地区”国,而是强调形成具有合作可能性的地缘战略域(geostrategic realms)。他划分全球为两个域:海洋域与欧亚陆域[1]。王铮等提出,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存在三个地缘战略域:金融业优势域、制造业优势域和资源开发业优势域[2],以下简称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国和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这三种地缘政治经济学力量的博弈导致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事实上,这种国际性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汇率和就业方面。因此本文以汇率和就业为经济指标,研究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关于汇率与就业的关系研究,较早要追溯到Branson and Love和Revenga。Branson and Love采用1970-1986年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美国及日本的真实汇率变化对其自身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其货币的升值都会导致其制造业产出与就业的下降,特别是耐用品部门[3]。Revenga则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及工资与汇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1980-1985年间美元的升值导致了就业减少4.5-7.5%,工资平均减少1.2%[4]。M
rquez and Pagés通过对18个拉美国家进行分析发现,实际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就业的减少[5]。Burgess and Knetter对G-7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的就业与汇率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联系,根据他们的估计在大多数国家案例中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就业的下降[6]。Gourinchas运用美国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汇率对总就业的影响,发现贬值10%将导致贸易部门的就业增加0.3%,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归功于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创造[7]。Klein et al.通过建模对美国1973-1993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究则发现趋势性真实汇率显著地影响岗位再分配(job reallocation)但不影响净就业,而周期性真实汇率通过岗位破坏(job destruction)影响净就业[8]。Ribeiro et al.则发现货币贬值会给巴西带来大量的制造业就业[9]。Hatemi-J and Irandoust运用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方法对法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指出真实汇率的上升将导致法国制造业就业的显著下降[10]。Oskooee et al.则利用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1961-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从短期来看对就业及工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从长期看其影响却是中性的[11]。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俞乔通过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15%-30%可能增加250万-510万个就业岗位[12]。万解秋和徐涛则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并加重就业负担[13]。丁剑平和鄂永健运用协整方法检验中国汇率变化和就业及工资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实际贬值会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却不敏感[14]。曾莹对中国15个行业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大多数行业,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其就业增长,而贬值有利于其就业扩张,尤其是对高开放度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15]。鄂永健和丁剑平又通过在个体跨期最优模型中引入内生劳动力供给,并同时假定对资本流动存在限制,来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16]。结果发现:只有当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比较小时,本币实际贬值才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反之贬值会使就业减少。沙文兵选用1994-2007年中国东部11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水平与就业量显著负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升1%,就业量将下降0.126%[17]。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即我国货币升值会带来就业及产出的下降。 然而,另一些研究则从其他角度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Edwards对3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货币的贬值会引起发展中国家国内产出及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就业的减少[18]。Fung对台湾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真实的货币升值导致生存企业规模的扩大,从而提高生产率[19]。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一个显著的规模效应的存在。李晓峰和钱利珍则通过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分析中国的汇率影响就业的传导渠道[20]。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 谢杰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量化估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发现升值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购买力增强,服务业、建筑业产出随之增加,然而其他产业产出会下降[21]。胡宗义,刘亦文则运用动态CGE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同经济变量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贸易条件及CPI呈正向作用,对金属、机械设备加工业等行业有正面的经济效应,而对种植、养殖、运输等行业影响不大,服装纺织等货物贸易行业则会有负的影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