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1-0014-06 修订日期：2012-12-21 1 引言 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兴起[1]，到195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一家独大[2]，再到1980年代起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乃至中西研究交融[3，4]，中国人文地理学在曲折发展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然而，居安思危，在当下中国的特定学科架构和制度背景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有许多困惑，如研究指向上的学术与应用[5，6]、科学与实用[7]、内生与外生[8]之惑，研究规范、方法论上的科学和人文之惑[9]等。西方人文地理学大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中国人文地理学则属于自然科学，二者具有不同的范式。在研究文献的解读时，我们很容易进行统计、罗列式的综述，但一旦具体到其背后的思想逻辑整理，就不得不采用避虚就实的策略。这是当前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吸收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西风东渐之际，中国地理学如果不想只成为学术的“世界工厂”，就必须要对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尤其需要加强理论思辨。 实际上，在此之前，许多学者已从各自的视角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如保继刚对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30年道路进行的回顾和整理[10]，顾朝林对中国人文地理学与西方交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解读[11，12]，朱竑等对大陆台湾两岸人文地理学发展状况的对照分析[13]，方创琳等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成果的归纳[14]等。这些工作使我们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内外地位及其现状认识更为深刻，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尤其是对理论发展的正面分析，笔者感到略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对《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地理科学进展》6个主要地理学刊物的理论性论文及涉及的一些相关著作进行了学习，以求对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演进形成一个系统理解。基于文献解读，本文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理论演进的视角对其主要特征和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总结。以下是就此形成的认识。斗胆言之，主要是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同仁对相关论题的重视。 2 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快速发展期。基于理论视角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引进、理论消化和内生与外生并存阶段。 2.1 1980年代的理论引进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地理学重获新生，学科重建。当时的地理学者结合自身的语言或资源获取优势，首先对苏联、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理学理论进行了学习和借鉴[15-20]，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地理学家根据自身的学习和研究积累，积极就学科性质、任务、方向等发表研究倡议，在总结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思路[21]，并开始积极开拓分支学科，如工业[22，23]、城市[24]、乡村[25]、计量[26]、旅游[27]、历史[28]、区域[29]、政治[30]、行为地理学[31]等。 总的来说，此时的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是以学习西方理论为主，对西方理论具有较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然，也有一些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开始展开，如在城市研究领域[32-37]，但相对较少。 2.2 1990年代的理论消化阶段 这一阶段随着学科框架的初步建立，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回顾和展望也开始多起来，尤其集中在经济地理学[38-40]、城市地理学[41-44]和旅游地理学[45，46]领域。在此基础上，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和教材[47]。在引入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学者开始运用规范的实证方法，包括GIS等新的分析工具展开研究[48，49]。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的消化和应用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同时，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及城市化的快速展开，也使得地理学者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各类实践项目之中[50]，这也为相关理论的运用和提炼创造了条件。 2.3 21世纪以来的二元结构阶段 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者数量的增长和对外交流的频繁展开，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日益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一方面随着国外文献获取渠道的增多，更多的西方论著和流派、主义、转向被及时介绍至国内[11，51-65]，更多的统计、模拟等空间分析方法被学习和应用于中国现象的分析[66-70]；另一方面，则是地理学者更深入地扎根于地方实践，参与到国家、地方的政策实务当中，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研究范式和表达方法[50]。当然，此时仍有一些学者试图整合学科基本概念和范式，对学科发展方向进行统合[71]，但面向国内本土实践和面向西方理论的研究之间的二元格局此时已经形成，这已成为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结构，即“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8]。 3 西方主义和实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