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史学的日益成熟，其研究视野从美洲荒野史扩展到全球范畴。同时，环境史的文化史转向也标志着在过去的十年中，性别、阶级和种族史学家同样也将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带入这个领域。然而，坚守环境史研究的核心见解——自然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戏剧上演的舞台——依然非常重要。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在不断的妥协中塑造着彼此的历史。 本文将简要地从三个对未来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第一，进化环境史；第二，环境健康与社会的历史；第三，气候变迁及其过往的研究。 一、进化环境史 埃德蒙·罗素(Edmund Russell)等环境史学家最近号召历史学家们把更多关注投向进化论，因为将历史与生物学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可以使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更为深刻。从全新世开始以来，人类就一直是创造进化的重要力量，因此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就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最近的生态历史。环境史的重要理念的确是“自然不仅仅是人类戏剧上演的舞台”，但是自然也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的历史。人与自然一直互相妥协，塑造着彼此的历史。① 大部分生态学家认同这个观点，尽管他们可能会在关于人为与非人为活动对抗过程的重要性问题上存在争议。然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与进化的影响相比，人类文明更为重要，从而忽视进化论。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因为害怕陷入生物决定论而抵制进化思想。在本文中，我将用自己对有毒化学品史的研究来证明，采纳一些进化论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不少化学工业史学家，研究过在化学制品广泛使用过程中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人为因素而忽略了化学品暴露的大背景。还有的历史学家研究合成化学品对环境造成的改变，同样，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也因为受衰败论观点羁绊，认为自然处于被动地位，极度脆弱易受破坏。一种环境进化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找到人类与合成化学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去发现我们对身体、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简化和控制的尝试总是失败的原因。 不少人文研究者担心，生物进化论学家是那种认为人类只是“基因”及繁殖策略“运载工具”的生物决定论者。他们认为，进化论会导致仅以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类历史，轻视文化力量，而人类也将被还原为毫无自身意志的、移动的物质。②[1](P4)但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解。30年前，一些社会生物学家的确试探性地做过一点基因决定论研究，但进化论与基因决定发展与行为的观点毫无关联。③与之相比较，进化论更贴近历史，因为它是一门在特殊、偶然背景下方具意义的、关乎变化策略的科学。进化论并没有同化差异，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懂得：作为历史建构，基因、身体和群落都是由协商塑造而成的。 在这里，我以基因为例加以说明。在现代生物学中，基因可以是除一成不变的确定因素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们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现代生物学家将基因形容为源自“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成长、生活和死亡经历”[2]的“信号网络中悬浮的介质”。我研究中的一个例子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内分泌扰乱物是合成化学品，它可以干扰荷尔蒙在胚胎形成中的作用，增加不孕、癌症，以及——最具争议性的一点——增加很多物种的双性症几率。当然，双性症是脊椎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动态的多样性表现之一，但是它的出现频率现在可能因为工业废弃物而发生了改变。[3] 畅销书中提到内分泌干扰物总是冠以这样的标题：“自然的雌性化”，而科学论文则会用“男性危机”，或者“人类睾丸——面临风险的器官？”这类题目反映出针对性别差异稳定规范的巨大文化焦虑。[4]作为对这些标题的回应，一些文化理论家不再理会人们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忧虑，认为其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对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的性别差异所持的信仰。[5] 但即便在我们需要拷问对男女本质属性做出的假设时——这些假设支撑着对内分泌干扰素的一些解释，我们也同样需要意识到人类与其他动物分享着亲缘关系。性别差异在进化时期是十分不固定，随着微小的环境波动迅速改变，而这种不固定和多样性使性发育模式对合成化学品尤为敏感。[6](P134-151) 畏惧生物决定论不是很多历史学家不理睬进化论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评论家们所表达出的观点：进化论将人类赶下万物之灵的神坛。在《物种起源》出版150多年后，人类例外论的信仰依然强大。[7]我在《毒躯》讨论化学史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人类例外论主张是化学工业声明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实验室和野生动物实验结果都显示这种物质对其他动物有很大毒性，化学工厂仍声称自己的新产品对人体是安全的。[8](P28-60) 合成化学品踩在“自然”与“人文”世界的模糊边界上。它们是工业社会的大量人造产物，而此工业社会则产生于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其背后正是不露形迹、悄然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进化。可是，它们却逐渐成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由于其化学持久性特点，能够在我们直接接触的自然环境中长久存留。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没有人是完全孤立的个体。我们都是本我和异我组成的网络，一张由我们的个体特性和DNA与寄生虫、细菌、病毒的集落交织在一起的，构造了我们身体的网络。我们最深的自我意识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的和进化的历史，包括数百万年前，在免疫学层面上看来，“异物入侵”人体的病毒，在合并进DNA后，又反过来调节我们对生存的化学网络的响应。[9](P199-233)[10](P149-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