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里夏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Nikolaus Graf Coudenhove-Kalergi)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最具影响力。①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欧洲联合思想之父”②。 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是国际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中的新课题。新世纪以来，随着欧盟第五次东扩和欧洲一体化影响的不断增强，欧洲一体化史研究也随之向纵深发展，国际学界逐步将两战间的“泛欧”联合运动纳入考察视野，③但学者们至今未对“泛欧”联合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卡莱基的“泛欧联邦”思想进行了初步介绍，并指出“泛欧联邦”的模式是美国。④为什么卡莱基把美国作为“泛欧”联合的主要参照系？为什么他还提出学习“泛美”组织的榜样？“泛欧联邦”是美利坚联邦的翻版吗？这一系列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国际史学界尚未很好地解答。为此，我们系统地梳理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泛欧》、《福斯报》等期刊、报纸，从中发现了一批新材料。现主要以此为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以美国为参照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卡莱基对此断言，新的“世界大国”体系取代了旧有的欧洲列强体系。在他看来，在诸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中，美国是最显著、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可供欧洲对比、学习和借鉴的参照系。他认为，欧洲必须效仿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治、经济上统一起来，建立“欧洲合众国”。在经济联合方面，卡莱基建议欧洲不妨采取“拿来主义”，仿照北美统一大市场的模式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欧洲衰落了。卡莱基发现，旧有的欧洲列强(Groβmacht)体系让位于新的“世界大国”(Weltmacht)体系，“英帝国、美利坚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统治着今天的世界，伦敦、纽约、莫斯科、东京成为新的多元化世界的中心。”⑤与这些联合的、统一的“世界大国”“帝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战后的欧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卡莱基焦虑地指出，欧洲大陆上星罗棋布的小国是无力对抗这些新兴的“世界大国”的。为此，他呼吁欧洲各国放弃彼此间的猜忌和仇恨，联合起来，在经济上，废除国家间的关税，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政治上，成立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⑥ 卡莱基在提出“泛欧”联合设想时，美国成为其主要的参照系。每当谈起大西洋彼岸的这个新大陆国家时，卡莱基总是充满了尊敬、畏惧和羡慕之情。卡莱基尊敬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进步的国家”；畏惧美国，因为它对欧洲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羡慕美国，是因为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它的土地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爆发过战争。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美国的工业、农业日益繁荣，精神、物质文化逐年增长。⑦而与美国的蓬勃发展截然相反，欧洲却因为战争变得荒芜了，一战后初期的欧洲百业萧条，精神、物质文化一蹶不振。这种巨大的反差迫使卡莱基去思考、去研究：为什么进入20世纪以来，欧美的命运是如此不同，美国蒸蒸日上，逐步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而欧洲却江河日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彻底丧失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 其实，在卡莱基看来，就某些社会、自然条件而论，欧洲完全可以和美国比肩而立，甚至略胜一筹。“欧洲和美国的人种相同，政体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也实行了民主政体。”如果就人口、劳动力资源进行比较，欧洲甚至占据上风：“泛欧的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在劳动力方面更数倍于美国。”他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国土辽阔，它的面积是欧洲民主国家面积总和的两倍。但如果把“泛欧”的殖民地资源包括、计算在内，那么美国的土地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假如把菲律宾算作美国殖民地的话，它的面积只有‘泛欧’殖民地的1/60。”⑧基于上述条件的对比，卡莱基相信欧洲完全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质，拥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物质基础。他认为，之所以出现“美国日益繁荣，欧洲日益萧条”的巨大反差，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繁荣归功于它的统一，欧洲的衰落归咎于它的分裂。”⑨也就是说，北美在政治上组织、统一起来了，而欧洲还是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美国的经济是一体的，具有规模效应，而欧洲的经济是分散的，无法形成规模。归结起来，就是欧洲的内乱、内耗导致了自身的衰败，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能力。“当北美的48个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联盟时，欧洲的27个民主国家坚持各自的政治、经济主权，它们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奉行的政策让它们在相互对抗中走向灭亡。”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东南欧出现了一系列新诞生的民族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基并没有从积极的意义上来审视、理解这股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相反他指出，众多独立存在的民族经济体破坏了欧洲经济的整体优势，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各国的军事经济建设挤压了欧洲和平经济发展的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人心不定，大国相互猜忌、仇恨，小国忧心忡忡担心自身不保，大家都害怕下一场大战的爆发。为此，各国纷纷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国防能力。面对巨大的国防开支，政府只能提高税收，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昂贵的军备经济挤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和平经济发展资金不足，导致战后欧洲经济迟迟未能全面复兴。其次，各国设立的关税壁垒阻碍了欧洲经济的自由流通。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等于增加新的关税壁垒，欧洲经济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这些边界人为地割断了工厂与原料地、铁矿与煤矿、农业与工业间的有机联系，使得生产者无法按照经济理性实行配套生产。最后，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破坏了欧洲经济的区域分工。由于各国发展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欧洲大陆区域市场内部无法形成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局面，也就无法发挥欧洲经济的规模优势，进行专业化、大批量和廉价的生产。相比之下，“美国可以依靠其广阔的市场和分工协作来降低生产成本，美国的很多工厂都是为整个北美大市场集中生产某一种产品。这种区域化大生产在欧洲的小国经济中是不可能实现的”(11)。卡莱基总结道，上述因素导致了欧洲的生产成本要远远高于美国，由此欧洲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对此他还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欧洲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汽车工业，但哪国的汽车都竞争不过北美大市场催生出来的福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