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击共产主义、树立自身正面形象为目标的多种对外援助项目受到广泛关注，已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涌现。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和对外经济援助等领域。近些年，美国于冷战时期开展的对外发展援助、对外民主援助和对外教育援助等课题日渐受到重视①，但研究深入和细致的程度略显不足。其中，对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洲②开展的教育援助项目的研究尤其不够充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菲律宾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曾开展规模庞大的教育援助项目。就其根本目的而言，美国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有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推广美国式民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为在中国周边树起一道防范共产主义的“思想屏障”，从而在思想上切断中国的外部联系，巩固上述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结盟或依附关系。 在美国政府推行的“教育援助项目”中，美国基金会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国家安全危机”影响下，美国社会“冷战共识”的形成、行政机构冷战“遏制”政策的出台及冷战战略的推行，都不乏民间的力量。在冷战背景下，相对于政府而言，基金会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可以开通更加广泛灵活的渠道，更可以避免亚洲国家质疑美国政府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渗透”。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可知，参与美国“援助”亚洲教育的基金会数量众多，起到最为关键作用的是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这两个基金会背景迥异、规模不同、发展宗旨也不尽一致，但在冷战影响下，它们在对外发展目标上逐渐趋同，并在教育援助项目中与行政机构进行了紧密合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③的一部分。 一、“冷战共识”与官私组织利益和目标的趋同 熟知美国历史的学者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高度一致的反共产主义思潮都会有所了解。冷战前期，随着一系列危机事件和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政治领袖、学者、媒体人，甚至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一种“冷战共识”。对于这种美国国内舆论空前一致的现象，学者们有许多探讨，总体上认为其包括以下三个特征：(1)异常一致的反共产主义倾向，即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正试图统治世界；(2)一致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正通过在一切领域展示“优越性”或“优势”来赢得这场竞赛，这种“优势”竞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制度优越性、国家威信、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上；(3)一致同意美国要以“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来赢得这场战争，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及其对西方国家的渗透④。这些都直接鼓励了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体制”的一系列政策出台。 一般认为，“冷战共识”的形成、“国家安全体制”的建立，要归因于行政机构的引导甚至操纵。同样掌握信息资源的私人组织(特别是基金会)和社会精英则在国内舆论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中，经常会看到来自各种私人渠道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其中的一些建议最终被行政高层采纳，并形成政策文件；而另外一些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舆论倾向，并因此得到行政机构额外的重视。由此可见，冷战战略的出台和总体社会氛围的形成，与私人组织和社会精英密不可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界和学界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人员互换异常频繁，而基金会往往起着中介的作用。不仅如此，有些人本身就在基金会和行政机构间不断转换身份，如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就曾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麦乔治·邦迪也曾担任福特基金会主席。 在冷战影响下，美国基金会与行政机构在何为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亦达成了共识。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 1953年，福特基金会完成战后改组和转向，从一个地区性的筹措捐款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国际化的资助者⑤。亚洲的近东和远东部分是福特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区域，其对上述区域的技术援助项目的资助数额远高于卡耐基、洛克菲勒和凯洛格基金会⑥。对战后福特基金会战略转向有重要影响的《盖瑟报告》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问题和福特基金会未来的使命：“美国的行动完全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专制主义策略的回应，或者基于为避免战争而对紧急事件的因应，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消极的。”⑦报告认为，为了进攻性的、积极的反击共产主义，美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强自由人民的力量”……必须向他们，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输出“知识、指导和资本”。美国几乎是唯一可以提供这种帮助的国家。这些话语及其展示的方法都在美国政府文件中出现过。然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机构，包括中情局的密切合作，并不像桑德斯著作中所说，仅仅是中情局资助的“掩护机构”，是官方宣传活动的一部分⑧。事实上，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大多是独立的，在改组后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实施对外信息与文化项目的主要赞助者。 相对于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受到学者相对少的关注。但是，由于亚洲基金会与行政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特殊关系，其在美国海外教育项目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亚洲基金会原名“自由亚洲委员会”，成立于朝鲜战争的高峰期。1954年，“自由亚洲委员会”重新改组为“亚洲基金会”，并确定其发展宗旨为：其一，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其二，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鼓励并加强有着相同目标和理想的亚洲、美国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其三，与其他美国个人和组织合作，促进美国对亚洲人民、亚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更好理解⑨。事实上，从这一时期起，亚洲基金会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接受后者的资金资助，成为准非政府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