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年与澳门的一些问题，近年来成为孙中山研究的热点之一。近阅林广志先生《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以下简称林文)一文，①发现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考辨。 一、对相关研究的“挂一漏万” 林文对“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只提及1986年以来与其研究问题及史料并无直接关系的一些论著，而对最有关系尤其是最近的论著大多不提。例如，较早期的重要著作有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②又只提陈树荣1994年的《孙中山与澳门初探》，而不提其1990年的同题论文，③更不提陈在此前后的两篇同题而内容略异的《孙中山与澳门》。④只提黄宇和2008年发表的《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而不提2011年出版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一书。⑤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未提。例如，2010年9月18日澳门政府文化局主办“草堆街80号论证会”有关论文：陈树荣《孙中山中西药局寻踪与保育》、林广志《草堆街八十号是谁家的物业？——“孙中山与澳门华商”研究系列之一》、谭世宝《孙中山在澳门开创“中西药局”的一些问题新探》(以下简称《“中西药局”的一些问题》)等；⑥2010年11月13日“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有关论文：林广志《〈卢氏族谱〉——西风东渐的乡村读本》、陈志峰《卢怡若生平初探》、欧阳伟然《伍员偃蹇，卜式输财——革命老人卢怡若》、谭世宝《略论清末民初澳门华商之两头蛇——以暴发的首富卢九在中葡矛盾中的投机活动为中心》等；⑦以及2011年9月18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的“辛亥革命与澳门”学术研讨会有关论文：金国平《〈镜海丛报〉之主笔考——孙中山先生隐瞒与镜湖医院华人之冲突试析》、赵利锋《中山先生在澳行医时期交游人物考之一——华商曹子基及其家族》、林广志《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医务及其革命》、谭世宝《孙中山在清末向澳门镜湖医院借钱的两张单据辨伪》等。⑧这些论文被漏掉，特别是不提林文的直接前身亦即与其题目、内容都基本相同的《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医务及其革命》一文，以及其题旨和主要史料都基本相同而稍早发表的《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一文，⑨造成林文是最近几年唯一“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探讨“华商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新成果假象，客观上误导了《历史研究》的编者与读者。林文其实既无独家新资料，也无独家新观点。 最明显之例，就是笔者曾将拙文《孙中山在清末向澳门镜湖医院借钱的两张单据辨伪》的注释及附图全部删节，交会议论文集刊印，在论文中以及会上报告时都明确强调，有关孙中山的第二张借据及还款记录单是笔者此文率先作录文校点与研究并公开发表的，而林先生作为本人报告时的会议主持人，对此曾加以肯定。但是，他后来竟然把其提交是次会议的论文微加修补成林文，其中显然有受拙文启示而添加对第二张借据及还款记录单的论述，却完全不提拙文。他还把现存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管理中心的第二张借据及还款记录单，误说成“现存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内”。 二、对前人记述及时人研究的违规取用 林文及其前身，对前人记述及时人研究，经常违规取用，以致造成不少错漏甚至自相矛盾之处。 1.将其独特“加工”的“杨四寇堂”故事插进《革命逸史》 林文的前身《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医务及其革命》曾将其加工的“杨四寇堂”故事，插进《革命逸史》的相关记载： ……读书期间，孙中山与陈少白、尤(谭按：依照名从主人之例，“尤”应作“尢”)列及杨鹤龄交往甚密，并不时来到澳门，居于水坑尾14号杨鹤龄寓所(人称“杨四寇堂”者)。［原注：“按：杨鹤龄‘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与总理结识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曰杨耀记，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总理奔走海外……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第19页……”］ 其注所引之文，并未提及“杨四寇堂”，因此没有可能从中参考出孙中山“居于水坑尾14号杨鹤龄寓所(人称‘杨四寇堂’者)”之事。其实，所谓“四大寇”虽源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之忆述，实为语焉不详的传奇性称号，经《革命逸史》载入仍保持其不详的原状。延至当今，叠受演义，积为众说纷纭的流行故事，遂酿成中山早期历史饱受添枝加叶之害的重要案例。黄宇和的新书有《所谓四大寇》一节，率先澄清一些历史真相，值得参考。所谓“杨四寇堂”之名及其所在位置之讹传形成的各说，是与中西药局位置之讹传形成众说纷纭相类似。“杨四寇堂”乃杨鹤龄在民国建立之后，才用于对其家族堂名之标榜。《革命逸史》及其他较早文献均未提及“杨四寇堂”，更未提及孙“不时来到澳门，居于水坑尾14号杨鹤龄寓所”。林先生对其独特加工兼插进《革命逸史》，至稍后的林文，就将上文再作微改而推出以下误说： ……读书期间，孙与陈少白、尤列及杨鹤龄交往甚密，并不时来到澳门，驻停于水坑尾杨鹤龄寓所(人称“杨四寇堂”者)。［原注：参见《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9页］ 经查，此误说乃窜改自陈树荣如下之说：孙中山在港学医期间，常来往港澳……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结成小集团，被人称为“四大寇”……其时杨鹤龄在澳门的“杨四寇堂”，也常常成为孙中山在澳门时的重要活动地方。⑩ 陈氏并未注明文献依据，而林先生则擅用陈说，(11)再将它改成似乎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林先生以今人才沿用陈树荣之文将该屋称为“杨四寇堂”之误说，(12)以及当今才流传的所谓杨鹤龄在民国后将澳门的居所命名为“杨四寇堂”之误说，(13)加工为清末之“人称‘杨四寇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