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晚清高喊启蒙下层民众思想的时代氛围中，开民智、鼓民力成为有识者的共同追求，“所谓中国政事虽未更动，而人心已有转机”①。新闻报刊这种新兴文化传播媒介由于时效性强、包含信息多种多样，对读者的影响层面有着自由伸展的特性②，针对一般市民阶层、贩夫走卒，被认定是一类极具吸引力的宣传工具。而为达到更有效的传播，只依赖文字显然未臻理想，由此图画被认为是开通当时绝大多数不识字民众的利器，一篇名为《看画报之益》的文章中提出： 打算家家都能开通，就仗着报纸的好处了。比如一家之内，有不识字的人，莫非还请个讲报的教习吗？不用不用，这就用着画报的辅助，家有妇孺，给他画报一看，只要肯在画篇上上眼，就容易引其入胜，竟看画篇不明白，自然就问，这画的是怎么一档子事情？再有人能够讲说出来，慢慢的就能上了报瘾，您说这个理有没有啊？所以说画报能够开通妇孺知识，又不在白话报以下了。③ 以图画编绘新闻在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史上，系属新创④，清末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良，促使画报得以大量印制及传播⑤。 画报是近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及大众之间的沟通渠道⑥，大部分集中出刊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城市，上述三地是清末报刊输出及输入最活跃的集中点⑦。画报既属报类的新创，又以城市为传播中心，是以围绕着其出版过程及流通方式上，可作为清末民初时代变化及社会心态的反映，而各种被复制、重造、浓缩的图像，也是晚清大众文化的重要参照。画报在出版者、编者、绘者和观者之间，构造了一个分享社会消息的“公众”范畴，尤其是妇女，在过去，不仅是闺房生活不允公开，连外出露脸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显示⑧，更遑论成为社会消息的来源及共享者⑨，由此而言，画报可谓是清末性别秩序变动的重要指引及线索。故笔者将以《点石斋画报》作为研究的比较基础。 二、外言入、内言出：消遣女子 近代中国随着专制统治的松动，使得报刊及出版事业得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并进而转变成为一项文化事业。而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末的文人成为一批社会的浮动者，他们的心态成为晚清世变日亟一个重要观照面向，其中一部分人的实际作为是以游戏、放浪作为反抗现实、寻求逃避的途径，表现在出版内容上，消闲、谴责成为一股风潮，如1901年创刊的《笑林报》，其销售诉求之一即为消闲⑩。 文人的谴责和消闲倾向，显示出的文化移转使愈来愈多的读书人把过去以官途仕进作为其生涯生活的传统关怀，转移至以“大众”作为文化生产及消费的主要对象(11)，如此即造就了一种新的士庶关系，也可谓是精英文化与下层文化的涵融(12)，愈来愈多的文人将个人投身于民众的社会事业中(13)，以清末谴责小说的重要作者吴趼人而言，他曾强调小说“普遍深入群众”(14)的影响力。清末的读书人有向城市集中的倾向，以清末上海的书画人士为例，泰半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省(15)，这是由于市民大众的消费提供了文人生活的可靠支持。与传统士绅不同，城市中的文人已开始将自己所习得的知识，转变而成为商业社会中的生产工具，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16)，用以维持个人的生计。总而言之，处于新兴的口岸城市里，在广交游、博通闻的互动中，文人与大众两者彼此依附，再加上西化的影响，促使许多新职业、新身份纷纷出现，如律师、记者、商行经理、小说家等(17)，彼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都与口岸城市的生态发展密不可分。 主导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驱力，即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活动，加速报刊书写和形制的商业化趋势，也就是说，销售与传播的成功与否，愈来愈取决于传播内容，报导也趋近近代新闻的特性，即在议时、论政之余增加述异、猎奇的比例(18)，这种政治性与商业性的结合正是晚清报刊出版的重大转变(19)。尤以画报的出版为代表，在启蒙的前提中又要迎合市场，贴近不识字的阅众思维及文化水平(20)，图像的表现便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一位画师即言：“开通民智，画报虽为妇孺所欢迎，然非图画精良，不能醒阅者之目。”(21)显见讯息的传播对象，其能否有效接收，是画报编绘的重要考虑。 事实上，图像的视觉传播，向来是中国庶民文化中的重要组成。视觉图像的传播，强调的是借助图说、图解、图述来表达事件及讯息，是针对识字不多的下层阶级百姓的(22)。中国过去农村中的讯息流通多半依赖口耳相传，特别是依赖识字者的宣讲(23)，其次是图画，尤以年画最为突出。这种画类起源甚早，至少东汉时期已出现，历经唐、宋、元、明、清诸代，题材包含扬贤忠、崇善孝、贬贪恶、述异奇等类，也有宗教果报及复仇报恩的故事(24)，在中国农村中扮演引导民众接受讯息的作用(25)，义和团事变时，农民的反外行为亦有受到各种传单及图绘中呈现的外国人残暴行为所激励(26)。总之，这种面向群众传递讯息的通俗方式，可为清末画报有图有文表现形式的参照。不过，晚清的画报也受到西方新闻型态的影响(27)，在商业化及交通发展的带动下，报纸定价低廉(28)，一般发行后各地多设有代销处(29)，大量流通与销售使其成为“制造”或“操纵”舆论的重要媒介(30)，其社会功能不是过去插图小说及政令说明能够比拟的。 而画报出版必须以有利可图作为维持其影响力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画报上不乏夸张的事件绘述和来自作者的想象所拟构的人形及物像(31)。首先，晚清的文艺报刊非常注意图画，尤其喜登女子的肖像、图像，所谓“仕女图又为妇孺注视之集线”(32)，显见女人被搬移到公共媒体有促销的实际作用。1904年(光绪三十年)出版的《时报》，其主持人狄楚青即明言时装美人的照片能为报纸打开销路，只是碍于良家妇女不能抛头露面，为此而特别向北里的妓院中征求，继之者1909年由包天笑、陈冷血主编，有正书局出版的《小说时报》亦登载名妓照片(33)，1911年出版的《妇女时报》便开始登出当时社会著名女士的玉照，此举竟成为男女认识进而交往的新方式(34)。晚清刊载女子图像的出版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有利可图，其操作基础是来自于传统对女子步入公共空间的诋议(35)，如此说来，清末的画报其实是挪用长久以来的严格内外观所造成的对闺阃搜奇、探密的心态，以画报而言，既不是本人的真实摄影也并非依据特定人物所描绘的身容，只是画师在画上拟构一些女人身形，借此披露妇女“私人”的思想与作为，使之成为公众消费的商品。在这种虚拟想象的线条构成中，也含有有性别塑造的潜在影响，因为女子人身一旦被绘制成形，再搭配文字说明，即成一组有效沟通的形象及符号(36)。即被刊布出的“女子形象”，其本身如何被解读，不一定能够全由绘制及出版者所主宰，任一观者会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教育品阶、生活经验而拥有自身的诠释意义(37)。也就是说，画报等于是开放公众不断加入、退出、选择意见的一个方式，图像比起文字能达到更大的传播范围及构成更有效的社会流通，使编者、绘者、社会群众共同涉入了制造、想象及模仿的行动中(38)，而使大众化的趋势更加显著。在将“时事”联系到图像的同时，对于被报道的个人及集体来言，都埋藏了更大的威胁——对于那种趋于一致的形象及价值系统颠覆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