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室、戏曲与渡轮:同盟会在澳门的宣传策略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伟杰,澳门大学 历史系,澳门 999078 何伟杰,男,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由于澳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同盟会将其作为反清宣传的主阵地之一。同盟会将乐群书室、渡轮作为宣传的主阵地,通过戏曲及教育普及革命思想。由于晚清时期澳门华人读书识字者不多,所以革命者就利用戏剧为媒介来吸引观众,向平民大众宣传革命,传播社会改革的启蒙思想。同盟会革命者成立了“采南歌”剧社,以改良粤剧、编制各种爱国剧本宣传革命,开始了以戏曲对民间启蒙的创举。早期澳门同盟会是香港分会的支部,不少会员经常往来于港澳两地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宣传也逐步在船上开展,来往港澳两地的旅客便是他们宣传的对象,他们宣传民主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等进步思想,使渡轮成为革命和保皇两种政治思想角力与争取民心的场所。以演剧宣扬革命可以有效地与来自不同阶层的群众接触,是启蒙群众最直接的方法。澳门的同盟会员利用戏剧演出及维新志士现身说法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3-0143-05

      一、引言

      1905年,革命先贤成立同盟会,锐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华南地区的澳门也是反清宣传的主阵地之一。本论文将集中介绍同盟会在澳门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机关——乐群书室以及同盟会会员在往来澳港的渡轮上所进行的反清宣传工作。同盟会澳门分会利用乐群书室对澳门居民宣扬革命和吸收会员,也有在乐群书室以外的地方主动向平民大众宣传革命的。同盟会的这些革命宣传,与在澳门掀起的反清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成立优天影粤剧团向平民讲述革命事迹以及在港澳渡轮上宣传社会改革。此经过反映了早期澳门革命活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特色。

      中国同盟会虽然是集结各方革命志士而成,但组织初立,会员的出身及省籍等背景不同导致出现意见分歧,所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不久,希望扩大革命组织,就要依赖广东派的革命同志。孙中山考虑到冯自由与李自重既是朋友又是亲戚,因此才任命他们共同建立华南地区的革命组织。以冯自由及李自重的力量,在香港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非难事,但他们要同时兼及“粤城、澳门等地”,就需要有进一步的计划。孙中山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已经被清政府通缉,回到中国可能会被清廷逮捕,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之一还要主持同盟会的中央会务,所以孙中山不可能亲自到澳门建立分会。当时澳门只有1895年加入兴中会的杨鹤龄一人,也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但是史家较为忽略杨鹤龄在革命活动中的贡献。根据杨国铿的回忆,杨鹤龄自从参加兴中会直到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都一直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至孙中山死后,他才“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1]。杨鹤龄不活跃于同盟会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时常出入“烟馆财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令他没有健康的体魄从事革命运动所致。

      二、并不顺利的起始

      从同盟会成立(1905年)至乐群书室结束(1907年)这一时期,可谓国民革命在澳门的第一个阶段。虽然孙中山认为“香港、粤城、澳门”三地是同盟会在华南发展的主阵地,但澳门、广州在同盟会的组织上隶属香港分会,而且冯自由和李自重虽都有比较深的香港背景,但缺乏在澳门、广州的工作经验,而1905年至1906年期间的同盟会只集中把原属《中国日报》的兴中会会员吸纳到陈少白为首的香港分会之下。加之杨鹤龄又沉迷于鸦片,所以当时他们并未能承担起开展澳门革命事业的任务。

      1906年,冯自由被委任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根据《革命逸史》记载,冯自由派阮亦周、刘思复、刘樾航等到澳门,在荷兰园和隆街21号设立了同盟会机关,对外称为“乐群书室”,以作为宣传工作之用。“乐群书室”的成立象征着澳门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阮亦周生平不详,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亦没有见到他有所作为;刘樾航的生平资料也不多。从原籍香山石岐、旅日华侨刘思复的生平资料得知,他与刘樾航二人同在东京留学,都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因此推论阮亦周也可能是同盟会会员。根据《辛亥革命回忆录》所载,当时“乐群书室”是“刘思复曾假其地试验炸弹炸药”[2](P56)。但是刘思复并没有在澳门以炸药攻击保皇派人士或任何官员,而是把他试验的成果在日后亲自对付水师提督李准,以及在1911年8月炸死钦差大臣凤山。所以澳门“乐群书室”也就是刘思复的炸药暗杀实验室。

      “乐群书室”的“炸弹炸药”实验必定是秘密进行的,而且非常危险。也许如此,“乐群书室”“然成立数月,仅得基本会员数人,不得已宣布解散”[3](第4册,P77)。究竟数月之间吸收过多少新会员,冯自由在记载中语焉不详,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的史料作对照。但从日后的记载中,也从没有一位革命者自称是在“乐群书室”加入同盟会的,冯自由所称“仅得基本会员几人”一句很可能是从未招收到新会员,只有原本派来的阮亦周、刘思复、刘樾航三位基本会员而已!

      虽然只维持半年的乐群书室在澳门二十多年的国民革命历史中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上,乐群书室的失败却为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来冯自由和李自重被孙中山任命“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其主要任务明显是在于招揽革命的同道中人,增加革命同志的数量。从现存仅有的记载来看,似乎乐群书室并未主动在街上宣传或举行大型活动以作招徕,反映当时的国民革命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建立了第一个同盟会的机构后,未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发挥。谭永年和甄冠南分析当时“是以保皇会和革命党在澳门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甚且中途消沉”[2](P56)。究其原因,同盟会从日本调到粤港澳活动的冯自由虽可以在香港发挥其人脉优势如与李煜堂一家人的联系,但在广州、澳门却施展不开他的能力,故而错失了革命发展的机会。

      不过在有限的条件下,同盟会仍然能够建立乐群书室,也可以说是跨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澳门的同盟会会员在乐群书室招揽不到革命同志后,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普罗大众身上。国民革命的工作策略也转向了没有固定地点的新式粤剧团,向平民大众表演带有革命宣传意义的剧目。同时,同盟会在澳门仍然以文教组织为他们的分会机构,以学校教育为宣传基础。直到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之后,革命势力重整旗鼓,澳门的革命活动才有了新的进展。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