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其止”与“老而愈妙”

      初唐孙过庭(约646-691)在《书谱》中第一次提出“人书俱老”这一命题，旨在说明随着时光的推移，一位书家老年时代(即“通会之际”)的作品益臻成熟①。千百年来，书者的年龄以及书者在什么年龄书写某件作品，成为我们鉴赏书法时的一个重要参照。

      但孙过庭本义所指的“老练”、“成熟”，在后世的阐释中，渐渐转换为风格形式上的“老苍”甚至笔迹上的“老态”。藉由金石气的倡导，在清代碑学的评论体系中，斑驳、稚拙、颓秃、生涩、歪倒、支离、残破等都成为“老”重要的形式特征。在书法品评中，清人时时以“人书俱老”来评价擅长篆隶的书家②，伊秉绶(1754-1815)甚至刻了一枚闲章“人书俱老”，钤在他的书作之上，颇见自矜之色③。[图一]这一风气浸染画坛，祁寯藻(1793-1866)赞赏元代画家朱德润(1294-1365)的一幅晚年画作，以为“人书俱老风骨苍”④。

      本文试图透过以明代吴门书派代表人物王宠(1494-1533)和文徵明(1470-1559)为典型的比较，来探讨“老”作为一种风格特征，与书家的年龄有时并不对应。王宠四十而卒，文徵明则寿臻耄耋。在当时的传记书写中，“未见其止”与“人书俱老”是描述二者的不同关键词。然而，我们在比较二者书风时却发现了某种不对应，这个不对应说明，“老”作为一种风格特征并不完全依赖于时间的锤炼，如此，则年龄和时间对于书家与书作就失去了孙过庭所强调的那种意义。

      [图一]伊秉绶《隶书联》故宫博物院藏

      

      一 “人书俱老”的命题

      对于艺术家而言，年寿似乎是风格、境界臻于成熟的一个重要保证。初唐孙过庭在《书谱》中指出：“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图二]他还援引王羲之(303-361)为例：“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⑤关于王羲之书法暮年臻于妙境的说法，并非孙过庭首创，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就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锺、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⑥虞龢在整理前代流传书迹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直观的审美判断，并因此引申出古今之变的议论，锺、张与二王之间体现出今古之变，大、小王之间亦体现出今古之变，甚至一个书家的一生，也体现出今古之变。虞龢因鼓吹古质今妍的“进化论”，遂有“二王暮年皆胜于少”之说⑦。孙过庭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在非审美的意义上提出“人书俱老”，暗示着书法品质的优劣与时间锤炼之间的对应关系。

      然而，所谓“末年”的确认，并不完全可信。那些流传后世的没有确凿年代信息的作品，其书写时间在艺术史学者之间常常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譬如王羲之《姨母帖》，在王书他帖中不见有类似书风，反而与二十世纪西域出土晋人残纸古文书字迹相通，有的学者或将之视为王羲之早年作品，有些学者则正好相反⑧[图三]。对于那些缺乏前后参照的书家作品而言，情况更为严重。根据曹宝麟的一项研究，历来学者将北宋沈辽(1032-1085)《秋杪帖》和《颜采帖》的书写前后完全颠倒⑨。

      从根本上说，人书俱老所指向的是儒家人格在艺术中的完满显现。惟有老人，经过岁月的历练，才能动不失宜，言必中理，对于外物，才能显示出融通与平淡，他的艺术也才更为耐人寻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自由与法度的充分协调，而这样的境界，在孔子看来，只有老人才能体验。可见，年龄不仅是功力和修养的象征，它还预示着值得信赖的作品质量。

      [图二]孙过庭《书谱》(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王羲之《姨母帖》(部分)辽宁省博物馆藏

      

      在后世，人们对于“人书俱老”中“老”的阐释，涉及种种面向。黄庭坚(1045-1105)将之理解为手段的成熟与心态的平淡：“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在黄看来，只有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书写技巧才能称得上“老练”、“老道”，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老手”、“老成人”。至于心意闲澹，是指作品的气质而言，亦即“老气”：没有刻意的表现，而达到无所不适、自然而然的境地。这和黄庭坚所批评的少年字形成鲜明的对比：“凡书要拙多于巧。近视少年作字，如新妇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⑩他的看法大抵延续了孙过庭的观点。

      但“老”更多地被理解为“老苍”的形式意味，不仅体现为笔力的雄强，也指篇章的丰富跌宕。晚明王铎(1593-1652)在一件号称巨然画作的题跋中，指出绘画亦有老、少、壮的差别，他对老的理解与年龄并无关涉，而是画面须是“崎岖叠嶂”，当然也有笔墨本身的意趣，在这个意义上他盛赞徐渭(1521-1593)[图四](11)。项穆(约1550-约1600)也认为书有老少：“所谓老者，结构精密，体裁高古，岩岫耸峰，旌旗列阵是也。所谓少者，气体充和，标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种风流是也。”亦指形式而言，然项氏并不一味崇老贬少，他认为二者混为一致，相待而相成，才是美妙的境界。根据老、少的浑融程度，他将书法分为五个层次：无老无少，难乎名状；初视虽少，细观实老；众体异势，老少群聚；只见其老，不见其少；初视彩焕，详观散怯；任笔成形，聚墨为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