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3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3)03-0211-06 晚明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书家，在“尚奇”审美风尚的影响下，无论是创作还是临摹，都表现出自己的创意与个性，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与生动。“奇”成为晚明书家的审美标准，尤其是“心学”与“童心说”思想的风起，必然为“尚奇”这股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掀起了一股表现主义思潮。它完全打破了“二王”的传统模式，使晚明书家觉醒地走上了反叛传统帖学的道路，但由于在帖学内部无法动摇它的统治秩序，只有从外部去寻求帖学的超越。因此，金石碑刻势必被纳入帖学外部寻求的视野，而金石碑刻也正暗合了晚明书家尚奇与追新慕异的审美趣味。他们以不同的笔法，不同的取资，不同的审美取向，不同的变异手段，“独抒性灵”，“我自我为”，尽情地挥洒、宣泄自己的激情，获得了一种痛快淋漓的感受和满足，并实现着各自的个性表现。无论是徐渭的旷达奔放，张瑞图的尖峭旷悍，黄道周的绵密遒媚，还是倪元璐的奇崛恣肆，王铎的拙朴奇伟，他们的书法始终都是以拙、厚、古、重、遒、大等共同的美学特征突出表现各自的艺术风格。他们完全打破了古典和谐美的限制，创作出具有真正冲突内容的艺术。 事实上，晚明这一批书家中还没有人真正提出碑学的口号，但他们已有了金石碑刻的书学意识，从他们的作品中可看出碑刻之意味，有意追求涩意之痕迹，其中倪元璐尤甚。“我们应该把他们的书法看做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1]由于当时没有人提出碑学的观念，我们就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金石碑刻的书学意识。 一、晚明审美风尚与倪元璐艺术的创变思想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貌。这是艺术品质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存在着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反映在文艺领域便形成时代的审美风格和艺术思潮。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它受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包括民族、习尚、环境、文化原型、审美趣味的影响与支配。当然，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精神气候和社会氛围，即使天才的艺术创造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精神的笼罩。同样，晚明时期倪元璐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则离不开晚明社会环境及这一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的笼罩。 晚明是一个政治极度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与官僚，深受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的影响，远大理想和现实困境的冲撞必然带来巨大的焦虑与困苦，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人性的压抑状态之中，渴望有清明的政治与人性的自由。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尤其是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自由平台，在人们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只要有创造性，只要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就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被社会尊重。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必然对实现自我价值产生浓厚的兴趣，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追新慕异”、尚“奇”的载体。 事实上，由于“奇”的审美动力是很大的，人们热烈地追求“奇”，所以不愿落伍的人们就必须创造出新的事物来表现“奇”。王阳明的心学与李贽的童心说，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无疑为尚“奇”的审美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解放，“奇”意更加浓厚。“奇”，于是成了人们关注与议论的中心，成为人们视野下的聚焦，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语境，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尚奇”蔚然成风，人们只有追新慕异，崇尚“奇”趣，才能实现自我的体现。于是“追新慕异”、崇尚“奇”趣，便成为人们表现自我的一种风尚。同时，这种风尚影响了精英文化的代表——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他们很快被卷入了尚“奇”的这一审美文化思潮之中。 毫无疑问，倪元璐的艺术创新思想源于晚明社会审美思潮的影响。倪元璐关于艺术的创新是这样说的： 宗远所仿诸家，人不可及者，盖有四傅：以性灵傅笔墨，以绝尺傅才力，以学问傅意思，以道理傅兴会，凡画，不性灵不法，不绳就不创，不学问不空，不道理不怪。此皆以其小离，为其大合。世非宗远，之可语斯，凡宗远之为人与其诗文皆如法，不独画也。[2] 其意为，以“性灵”来引导“笔墨”，以“绳尺”来引导“才力”，以学问来引导“意思”，以“道理”来引导“兴会”。只有做到这样，其艺术作品才能达到“大合”、大“性灵”、大“法”、大“绳尺”、大“创”、大“学问”、大“空”、大“道理”、大“怪”之极高的艺术审美境界。[3]所以，他的艺术创新思想与书法风格无不是这一时期文化风气和文人心态的反映，体现出晚明书家普遍的审美取向，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尚“奇”的思想语境影响下，真实地再现了晚明书家的审美情趣个性的自我表现。在“尚奇”的理念阐扬下，他们在二王传统的帖学僵化的模式中已不能寻觅出“奇”意，他们的审美视野只有移向金石碑刻，探寻不同的“奇”意，实现各自的艺术个性，倪元璐同样也是这样。观其行草作品，线条劲健凝重，浓墨飞白相映生辉，在酣畅流动中显出毛涩、苍劲、飞扬恣肆，并含骨力，惟其用笔之苍浑，结构之奇谲，与时人迥然异趣。“其结体奇险多变，聚散开合，随机应变，十分生动。”[4](P366)应该说，他的“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5](P77)，“新理异态尤多”[6](P860)。正如傅红展所说的：“若不具备一定的变异思想和超逸的书法手段，是很难有所作为的。”[7] 可见，倪元璐的“变异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追新慕异”尚奇的审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