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史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本身也许就是研究目的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艺术史方法论建构工作，所面对的重要问题是艺术史能否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持续传统中的鉴赏经验之谈。因此，当时的美术史家与艺术理论家多转向哲学与认识论寻求概念支持，并着手构造艺术史研究的系统原则。一面是由李格尔[Alois Riegl]、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一直到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代表的知觉心理学和形式主义研究路径，另一面是瓦尔堡[Aby Warburg]建立的图像学研究路径。这些美术史研究的系统原则的确立，不仅是对18、19世纪美术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所作的人文主义反省，也为美术史成为一门科学提供了合法性。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美术史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时候中国的开放意识进一步增强，西方美术史方法论被大量译介，为本土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国际视野。图像学研究方法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被介绍到中国的。 一 图像学字源及译名考 “Iconography”和“Iconology”这一对名词在西方学术界和日常用法中相当模糊，翻译成中文时自然也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很有必要先对其字源和译名进行考察。 “Iconography”和“Iconology”有共同的希腊文词根“eikōn”(icone)，“eikōn”有“图像、影像”等多重意义，“Iconography”的另一个希腊文词根“graphein”是“书写、描绘”的意思，那么，“Iconography”的字面意思就是“对图像或影像的书写和描述”，似乎译成“图像学”也并不为过；但“Iconology”的希腊文词根“logos”可以指称各种言说、论述、学术、道理等，其对应的英文字根“logy”所组成的名词，在中文里面常常被翻译成“……学”，由此，将“Iconology”译成“图像学”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两个名词被翻译成同一个中文，确实是不妥当的。“Iconography”和“Iconology”这一组名称之所以容易引起混乱，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常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然而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其含意又有区别。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孰为“Iconography”，孰为“Iconology”。在西方艺术史学中，对具象绘画中的人、事、物分别是什么概念的体现或拟人像，以及上述这些图像描绘形式以何为本做出说明，这种图像学一般被称为“Iconography”；而另外一种致力于理解图像意义内容，解释图像含义的艺术史学方法，也可以称为“Iconography”，但为了和前述以研究图像主题内容的图像学区别开来，又可以称为“Iconology”。 这种容易混淆的局面，在波兰艺术史家扬·比亚洛斯托基[Jan Bialostocki]那里得到了部分澄清，他提供了一种相对实用的区分方法。即将“Iconography”区分为“意图性的(或暗示性的)图像志”[the intended(or implited)iconography]和“解释性的图像志”[interpretative iconography]，并进一步指出，前者指艺术家、赞助人或同一时代的观看者对视觉符号和图像的功能与意义所持的态度，这些态度有时可以在合同史料、作品方案、艺术家言论、赞助人言论中找到明确的描述，有时只能通过历史的方法，引证当时流行的哲学、神学或文学观念对其进行重建，简言之，即艺术和艺术文献中所表现的人们对图像和视觉符号的态度。而“解释性的图像志”则专指艺术学中的一门历史学科，其目的在于鉴定和描述艺术作品，同时进一步阐释这些艺术品的内容(这项阐释工作目前在艺术史界称为“Iconology”)。①换言之，比亚洛斯托基区分的“意图性的(或暗示性的)图像志”和“解释性的图像志”分别对应英文的“Iconography”和“Iconology”。 关于“Iconography”和“Iconology”的中文译名，台湾学者陈怀恩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据他统计，可见的基本有如下几种：圣像学与图像学、图像学与肖像学、图像志与图像学、图像学与图像解释学、图像学与图像义理学、图像学与图意学等。②以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本为例，用“肖像学”和“圣像学”来对应“Iconography”和“Iconology”，将“Iconography”限制在基督教图像的范畴中，显然是不符合这组名词在西方的实际应用状况的。用“图像志”与“图像学”来对应“Iconography”和“Iconology”，这种译名最早可见于《美术译丛》1984年第2期，范景中在翻译贡布里希<《维纳斯的诞生》的图像学研究>一文前做了一个译者按，简明扼要地指出“所谓图像学[Iconology]与图像志[Iconography]不同，后者是把艺术品中的象征物、主题和题材等加以鉴定、描述、分类、解释的学科，而前者则是要调查解释艺术品的整体意义，特别是要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去揭示这种意义”。③紧接着在《美术译丛》1984年第3期中又出现了两篇重要的图像学文章，一篇是阿庞翻译的潘诺夫斯基<图像志与图像学>，一篇是宋濂译、范景中校的贡布里希<图像学的目的和范围>，这两篇文章中沿用了“图像志”与“图像学”对应“Iconography”和“Iconology”的译名。此后易英翻译的《帕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也沿用了这一译名。恰如陈怀恩所指，以“图像志”与“图像学”来对应“Iconography”和“Iconology”，这组翻译相当雅致。目前，在中国美术史学界比较公认的也是这一译名。仅有美术学界之外的一些学者因为沿袭傅志强译本中的用法，造成了不必要的术语混乱。不过，可以确信的是，随着译介与研究的深入，对图像学的关键术语的译名会逐渐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