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与王:骆一禾、海子诗歌主体形象比较

作 者:
西渡 

作者简介:
西渡,本名陈国平(1967- ),男,浙江省浦江县人,中国计划出版社编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骆一禾、海子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诗中各自的主体形象中。“圣”代表了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王”代表了海子的主体形象——海子的“王”与权力无关,他一心渴望成为的乃是“诗歌之王”。“圣”与“王”两个主体形象分别代表了两位诗人的心灵原型。


期刊代号:J3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13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4X(2013)02-0041-09

      骆一禾、海子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孪生的麦地之子”。由于海子之死的神话效应,在这一“孪生”的视野中,骆一禾的创作往往被视为海子的回声而受到忽视。事实上,骆一禾和海子的诗歌写作虽然在精神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源、共振和共鸣,文本上也存在多重的呼应、互通以至互文的现象,但在精神构造、情感和价值取向、诗歌心象、写作方法论诸方面都存在深刻差异。骆一禾、海子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诗中的主体形象中。当然,两位诗人的主体形象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作品中,它们通常由不同的形象来承担。但如果我们要从两位诗人的作品中分别拣选出一个最突出的形象来代表他们各自的主体形象,那么在骆一禾的诗中非“圣”莫属;在海子的诗中,则非“王”莫属。“圣”是骆一禾的自我期许,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王”则是海子的自我镜像,代表了海子对诗歌成就的最高渴望——“诗歌之王”正是海子全心的向往。可以说,“圣”与“王”两个形象分别代表了两位诗人的心灵原型。

      一、圣: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

      早在1981年的《桨,有一位圣者》中,骆一禾以“圣”为归宿的人格理想就已经在觉醒的曙光里透露了端倪:

      有一个神圣的人/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天明的退潮遗下了彩霞/夜里闪光的菌类、贝壳、石英/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成串的追忆/和细碎而坚硬的希望/那位灯塔一样/神圣的人/鼓起我张满的帆/引导我认识并且启示海洋/像他手中的船桨

      某种程度上,这首小诗可以看作骆一禾诗歌世界的全息微缩:它是骆一禾常青的诗歌大树得以发生的种子,包含了其诗歌和人格理想的基本要素。在这首诗中,有两个意象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灯塔”,另一个是“桨”。诗中那位“灯塔一样神圣的人”,以一只桨拨动海洋,而使蒙昧的美景充满灵光。这里的“灯塔”可以说寄托了骆一禾的价值理想,同时又表征着诗人所念兹在兹的智慧之光。“桨”在这里象征着行动,以及体现于行动中的主体意志和力量。也就是说,骆一禾的诗歌抒写和两个东西关系特别密切,一个是智慧,另一个便是行动。对骆一禾来说,诗歌不只是一种审美的满足,更不是单纯的感情抒发,也不仅是一种思想的智慧,而是兼容情感、审美和智性,并在其中寄寓了诗人改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想。在骆一禾那里,诗的歌唱始终是导向行动的一个开口。骆一禾的人格理想乃是要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不仅以智慧之光启示读者,同时也以行动改造世界,使蒙昧的世界而变为充满灵光的美景。这样,骆一禾的诗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而是关联于“圣歌”、“圣咏”和“圣诉”。他的写作从始至终笼罩着这样一种“神圣”、“圣洁”、“圣地”的氛围:

      但命运压迫得太紧了/当我们睡下/一双手还伸在圣地之外(《爱情(二)》)

      生活是我的统治者,庙,和圣殿/……想着这些可怜的苦难的圣者/火舌吐着猩红的穗子/在我们的心中残酷地跳跃(《对话》)

      因此圣洁是可以想象的/它没有修筑自己的出路(《音乐》)

      修远/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修远》)

      你要记住这庄严的圣地/记住这濒危在嶙峋积雪上站立的身影(《世界的血·飞行》)

      在千条火焰下面,澎湃大海/这无尽的火焰照亮了苦难圣者的河流,遗址(《大海·第十四歌》)

      ……我的心脏:这神圣的容器/正在我胸中怦怦撞动(《大海·第十五歌》)

      当然,骆一禾所倾慕、所欲成为的圣者,既不是孟子所谓的“四圣”,①也不是柳宗元所谓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的“大人”。②对骆一禾来说,孟子和柳宗元的“圣人”和“大人”标准无疑是一种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尺度,它们出自一种今日已告衰微的文明,是这一文明的产物,也是这一文明的载体。而实际上这一“圣人”和“大人”的标准应当为这一文明的衰微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们都把“圣人”和“大人”定位于强者—统治者,甚至把“圣人”作为帝王的专名,所谓“圣人出而四海一”,而把天下苍生视为“圣人”和“大人”们役使、控制、教化的对象,当然也就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圣人”和“大人”之外,从而压抑、压制了他们个体生命的生成、强大和发扬。在骆一禾看来,这正是华夏文明活力衰退、生机不昌的原因。与之相反,骆一禾把“圣”定位于每一生命个体。他说:“当生命规律、文明的宿命已演为新的活体,或正向活体演化之际,个人生命的自强不息,乃是唯一的‘道’。生命的体力及精神上的挥发、锻造,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便是我们真实地负载着的、享受着的、身处其中的历史”。[1]换言之,个体生命的自由发扬足以让每个人成圣。“一面是巨大的死,一面是弱者的生,美从拇指姑娘长成为维纳斯,唯赖心的挣展,舍此别无它途”,[1](P830)而华夏文明的新生所可依赖寄托者全在于此。所以,骆一禾站在弱者一边,其所谓“圣者”,乃是弱者的自强。他说:“生为弱者”(《生为弱者》)。他说:“强者是弱者的升华”(《年华》)。他说:“只有弱者才能献身”(《滔滔北中国》)。他为无名的农人、工匠、兵士、哲人、幻想家、诗人、艺术家、革命者、流浪的舞族祈祷,赞美世上一切从弱者中涌现的智者、勇者、善者、义人、俊杰、英雄、战士、牺牲者,歌颂他们为天下跳动的心、踔厉风发的意志,赞美他们平凡的劳作或不平凡的功业,讴歌他们质朴、高贵、坚韧的品德,颂扬他们的担当、牺牲和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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