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同时发生着两类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类是政治冷漠，一类是教育的谋生化。这两个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政治和教育是人类事务中两个主要的、核心的领域，且这两个领域与所有人都相关，即所谓“每一个人的政治”、“每一个人的教育”。那么，这两类现象是孤立发生的，还是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时代性大问题。 政治冷漠与追求自由的悖论 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重要性首先在于政治关联着人的本性。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人是唯一会说话的动物，说话能力可以用来表达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政治生活使人趋于完善，一旦脱离政治生活(法律和公正)，人就可能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认为，生活在政治组织中是人性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本性上脱离城邦(政治组织)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鄙夫”。[1]当然，人性多维，政治不是人性实现的全部条件，人性也可以在其他活动中得到实现。但在政治领域里实现的人性，是人性的卓越或卓越的人性，因为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是公共、公开的领域：一方面，在这一领域里活动就是一种“冒险”，需要巨大的勇气，这是对人性弱点的克服与超越；另一方面，在这一领域展示的是正义等值得追求和敬重的人类价值。 政治的重要性还在于政治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一种主要把握方式。人是有限的存在，对这种有限性的认识构成了命运意识。人的存在就在于人有命运意识，但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比如，单个的人是不自足的，这是人的命运，但人通过共同体实现了自足进而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可以是“最为优良的动物”，也可以是“最为恶劣的动物”，正是政治使人趋于前者而避免走向后者。 政治对人来说如此重要，但如今的人对政治却是那样的冷漠。鲍曼对此有深切的观察：“对大写‘政治’的兴趣(即对直接的政治运动、政党、政府的构成和方案表现出的兴趣)、强烈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所谓的传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在越来越快地消失。”[2]这种对政治的冷漠，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多数国家的现象，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 当代人的政治冷漠有多种层次和维度的表现。首先是对政治的信念和信心的丧失。如今的时代被称作“反政治”(anti－political)、“无政治”(un-political)、厌恶政治的时代，弥漫着对政治的怀疑和排斥。对糟糕政治的怀疑与排斥自有其合理性，问题是这种排斥“并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家的拒斥，而是一种深切得多的对‘政治本身就是无用’的确信”[3]。在学术与知识领域，“政治终结论”甚嚣尘上。政治已经终结的说法，有多种“版本”，包括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公共领域的终结等，反映的是对政治作为一种改变人类命运实践的信心的丧失。大众的“反政治”情绪与学术领域的“政治终结论”交相辉映，共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心态。 与人们对政治丧失信心相辅相成的是政治本身的迷失、退却与变形。富里迪分析了政治迷失的多种形式，包括语言迷失和方向迷失。语言迷失是指政治人物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政治用语来表达自身，他们不再言说自己的信仰、原则与追求，而是代之以“议程”、“计划”等社会性、经济性的语言。政治语言的贫乏与衰落，折射的是人们在谈论政治时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辞。方向迷失表现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建构重大议题的能力，攸关人类或民族生死的重大议题从“政治的雷达里消失了”，政治“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总是纠缠于与必然性密切相关的所谓“民生”问题。[4] 与政治迷失相关联的是退却。鲍曼认为在过去时代，政治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立法者”，其机制是设定“选择议程”(agenda of choice)(实际选择的范围)和“选择法则”(code of choosing)，但“现今的政治制度正置身于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或明或暗地放弃在议程与法则之设立中的作用。……设定议程与法则的功能，愈来愈从政治制度那里让给了各种势力”[5]。代替政治设定议程和法则的所谓的“各种势力”是什么呢？不外乎经济与市场以及科技这些“新兴力量”。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已经越来越承认市场与经济法则对政治与法律的优先性和优越性。退却之后的政治躲在经济和市场之后，沦落为为市场和经济服务的工具，政治的变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如民生、安全、医疗、养老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话题已经主导了政治领域，政治徒有其表，内里已经被填入了经济性的内容。 人们越是对政治无信心、不抱期望，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就越低，政治衰落的程度就越大；而政治越衰落，政治就越不可信，人们对政治的信心就会越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治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为当代人逃离政治生活找到了理由。既然政治这么无用、无聊，那么作为个体，不参与政治、远离政治就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不如去做些对自身有益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当代人逃避政治生活的典型心态。在当代社会，这种心态已经演化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政治越少，自由越多。也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逃避政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心理取向，而是一种权利要求，一种“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即“脱离政治的自由”(freedom from politics)。“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而自由的本意则是摆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走向公共生活(政治)，即参与政治的自由，而如今的自由则变成了脱离政治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对人类追求自由的反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