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凭借低成本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而跨国公司掌握关键技术和控制营销环节，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来自于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国家的国际竞争，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在这双重压力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面对主要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挑战，充分利用产学研合作所具有的资源互补、价值整合、开放创新、规模经济等效应，是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依靠单个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R&D)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的缺陷日益凸现。人们过去强调在企业内部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而今越来越意识到仅依靠企业内部有限的知识和资源进行研发将变得日益困难。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创新资源和加快技术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一些企业也纷纷把视角转向外部，寻求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以获取共同的或互补的技术创新目标。在此背景下，产学研合作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产学研合作在发达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已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广泛共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各自的产学研合作发展模式。 但是，目前在西方国家的产学研合作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在产学研合作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参与水平较低，美国只有15%，欧洲也不到10%(Morrison and Hall，2001)[1]。从产业分布来看，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主要集中于生物、医药、信息、新材料等特定产业内，产业分布也不均衡。从产学研合作模式来看，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主要通过非正式方式，主要是出版物、讨论会、非正式交流。大部分的调查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的产学研合作不紧密，规模与密度也不够，合作模式尚待进一步深化。更为不合理的是高校、科研机构的高水平研究与它们对产业创新的低贡献之间的不对称现象。 这种不对称现象在我国产学研合作中也存在，一方面是创新知识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这些创新知识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带来更多创新型企业的出现。在中国，只有不到10%的企业和大学有研发合作，技术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障碍。经验研究表明，科学知识市场中的市场失灵导致了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无法实现。因此，匹配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和大学的创新供给，需要建立合理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然而，即使有足够的对于产学研合作的需求和供给，有效率的产学研合作依然是无法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合作方之间存在各种不对称。因此，本文在梳理国外相关产学研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产学研合作中的异质性和不对称问题，论述不同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经验。 二 产学研合作中异质性的表现 1.企业所处产业的异质性 与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对不同行业企业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根据企业学习的来源、创新发展模式、技术进步的来源、获得技术机会的大小以及获得创新技术的壁垒强弱把企业分为五类：科技型行业、基本过程型行业、复杂系统型行业、产品开发型行业和连续型流程行业。这种分类方式能够使我们根据学习来源和创新发展模式来区分企业(Marsili，2001)[2]。 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企业对产学研有更强烈的需要，而企业中公共科学研究相关的产品占总销售量的比重与企业是否是R&D密集型企业无关。事实上，公共研究只是对少数行业至关重要，对大多数制造业则是“适度重要(moderately important)”。另外，企业所需技术知识和学术知识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些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和较多产业活动相关的，而另一些研究只是集中于非常有限的产业活动(Schartinger et al.，2002)[3]。产业所需技术的科学关联性比较差并不意味着低水平的产学研合作。例如德国最紧密的知识互动发生在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部门，而这些产业所需要的技术都是科学密集度低的(用单位专利数的平均科学水平来度量)(Meyer-Krahmer and Schmoch，1998)[4]。 在R&D密集型制造业中，例如医药、玻璃、钢铁和航空航天产业企业和大学的合作研究是比较紧密的(Cohen et al.，2002)[5]。事实上，与大学的联合更可能发生在技术迅速发展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要活跃在多个技术轨迹里(Belderbos et al.，2004)[6]。在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更依赖于学术知识和基础科学研究，更加注重大学和科研机构公开发表的知识(Cohen et al，2002)[5]，对于这类行业来说并不需要与大学的紧密联合。 2.学科知识的异质性 大学和企业之间知识流动的形式也具有学科差异性。生物技术学科的知识一般都是突破性技术创新(Zucker et al.，2002)[7]；化学领域和工程学科的知识创新则体现在技能型劳动力上，包括大学生和普通的劳动力(Schartinger et al.，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