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3)02-0005-15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一大特色是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固然,诸子百家时代的精神跃动比起以前的文化演进是一大飞跃,但这一时期的思想与西周春秋思想之间,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正如孔子早就揭示的,存在着因袭损益的关联。因此,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变化,并不是断裂的突变,在西周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某种觉醒的意识,轴心时代对三代古老的文化决不陌生,从孔子对周公的倾心向往及墨子对《尚书》的频繁引用可以看出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的明显连续的一面。所以,从注重文化的连续性来看,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关系,乃是连续中的突破、突破中有连续。也就是说,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夏、商、周的文化模式虽然有所差别,但三代以来也发展着一种连续性的气质①,就大传统而言,这种气质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史进程中经由王朝对周边方国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渐形成。而这种气质在西周文化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演化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纯粹幻觉,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有很大不同,这种文化气质更倾向于社会性的、人道的价值取向。 一、西周时期的天命信仰与宗教观念转变的伦理意义 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殷商时代至少其晚期的宗教信仰,以帝与帝廷为代表,已不是单一神教,而是多神教信仰,而且这种多神教信仰在本质上,是接近于雅利安人的自然神祇信仰“自然中的上帝”,即殷人信仰的神主要反映了他们对自然力的依赖。但是,周人的宗教信仰显然有些变化。周人信仰的最高代表是“天”,甚至是“天命”。以文王为代表的祖先神的地位有所上升,而“帝廷”的观念似乎逐渐在减弱。特别是,在《尚书》周书中,以及周人修改过的虞夏书商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天”更多地理解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主宰,更接近于旧约的信仰特质——“历史中的上帝”。固然,殷商时的自然神信仰仍有不少保留下来,而且可以相信,巫术宗教在民间仍保持影响。但是,天的信仰在最能代表文化发展的精英观念中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殷商和西周世界观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商人是否以“天”为至上神,因为如果“天”只是有人格的“皇天震怒”的天,那么在信仰实质上,与“帝”的观念并无区别。事实上,在许多文献中二者是等同的,或可以互换的,很难明确分别。商周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商人对“帝”或“天”的信仰中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而在周人的理解中,“天”与“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用宗教学的语言来说,商人的世界观是“自然宗教”的信仰,周代的天命观则已经具有“伦理宗教”的品格,人们开始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自然和神。所以,周人所提出的新的东西并不是一种新的宗教性,而是它所了解的“天”的道德意义。如《尚书》之《蔡仲之命》中说: 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明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 《蔡仲之命》提出的克勤克慎、惟忠惟孝的思想无疑是儒家思想的源始成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更把周人新的天命观概括得清楚明白。《蔡仲之命》为古文尚书,但如皇天无亲等说,见于《左传》所引,应为周人思想。 综前所述,以周公为卓越代表的西周思想,是以宗教观念和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取得了殷商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就宗教观念角度来说,可概括为:第一,天命无常;第二,天命惟德;第三,天意在民。周人信仰的这个新阶段,与宗教学上所说的伦理宗教相当,即把伦理性格赋予“天”而成为“天意”或“天命”的确定内涵。可以说,西周思想的最大成就是至上神“天”的伦理化。同时,“天”与“帝”的不同在于,它既可以是超越的神格,又总是同时代表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存在和覆盖万物的宇宙秩序,随着神格信仰的淡化,天的理解就有可能向自然和秩序方面偏移。由于西周这样一种天命观念的出现,对于人类的社会性生活而言,人不再需要盲目地向上天顶礼膜拜或祭祀谄媚以求好运。既然天是有伦理理性的可知的存在,人所要做的,就是集中在自己的道德行为上,人必须为自己负责,负责自己行为的后果,也即负责自己的命运。而社会的统治者尤必须了解,天命即体现为民众的欲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可以说是西周政治文化向后来儒家思想衍展的基源性母题。 人类社会的宗教发展表明,真正宗教的出现必然是宗教思维与伦理原则的结合。在殷商对神鬼的恐惧崇拜,与周人对天的尊崇敬畏之间,有着很大的道德差别。前者仍是自然宗教的体现,后者包含着社会进步与道德秩序的原则。殷人尊神事鬼,先鬼后礼,表明殷人虽已有礼,但居文化主导地位的是鬼神,人道之礼完全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周人尊礼,礼在周人的文化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享有对其他事物的优先性。由于周礼中人道之礼居主导地位,鬼神祭祀虽仍保留,却已渐渐远之,向神道设教的形态发展(这也是荀子所说的君子以为人道,百姓以为鬼神)。周人的远神近人则是对殷人尊神事鬼的理性否定,是周代文化理性化进步的体现;尊礼与尊命的不同,又体现了周人高于夏人的人文自觉。 天命观的变化以及西周宗教观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民本意识的崛起,另一方面表现为伦理意识对原始巫术文化的扬弃。周代的文化,下至春秋战国,都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线索,即人本理性与巫史文化的冲突。周文化的历史就是在礼乐文化中不断扬弃乃至压挤巫文化的历史,是在大传统中不断剔除巫祝文化的原始性而保留其神圣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