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671-9115(2013)03-0072-06 美德政治学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考察政治的道德基础，认为政治学中应该包含美德理论，主张国家应该提倡和促进美德的培养，“使人们变成有美德的人、好人或更好的人”[1](P1)。在古代，美德政治学似乎是政治哲学的主流，不论是儒家政治哲学，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以及罗马时期的斯多亚派政治哲学，大都认为，政治就是把道德美德推广应用到政治领域中，从而成就一种更广更大的善业。但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兴起以后，“权利”在政治哲学中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从而改变了政治哲学的知识图景，使得政治哲学与美德的关系变得曲折、疏离。在当今时代，政治学必然表现为一种权利定向的政治学，这是启蒙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在这个大背景中，由于对权利的保护成为了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我们就必须思考，在当代政治领域中，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和促进美德，其限度究竟在哪里？ 一、古典政治学中的美德观念 古典美德政治学首先会探索什么样的心灵品质状态是优秀的，这要以某种对人性结构的看法为基础，并推测这种人性结构的各成分应该如何提升，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融合才能达到心灵品质的优秀、卓越状态，即塑造了美德。做出合乎美德的现实活动，就是大家羡慕的好生活。然后认为，政治就是一种人群治理之道及其制度设计，其目的就是使治下的所有人都能成为有美德的人，共同过上一种社会性的好生活。这样，政治学就成为了伦理学的一种扩展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应用，伦理学成为了政治学的基础。在这种思考框架中，伦理学上的美德的培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治学的目标。纵观历史上的古典美德政治学，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有美德的心灵状态说得非常高迈，以至可以超凡入圣。在他们看来，首先，美德是处于这样一种优秀状态的心灵品质：被提升了的理智处于优先地位，统辖着情感和欲望，并且三者融合、化通了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性的人格品质。有正义美德的人，“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些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2](P172)。其次，具有至德者是一些聪明睿智、德行巍巍之人，比如，《尚书·尧典》这样描述尧的德行：“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再次，在人我关系、自我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中，永远是他人优先、社会整体优先，自我被无限缩小，以至于完全无我，自我利益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而自觉自愿地牺牲。一个人如能公而忘私、博施济众，无一毫人欲之私，则已经跻入圣域。司马迁这样描述大禹的德行：“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3](P51) 第二，有最高德行的人应该成为政治统治者，并且认为政治的总体任务就是使民众安居乐业，风俗醇厚，亦是促使人们变得有美德。比如，塞涅卡就认为，国王必须有崇高的美德，成为国家的智慧头脑，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民众应该把公共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并全心维护国王。而国王就必须具有仁慈美德，“真正的仁慈……意味着清白无瑕，意味着永远不会沾染一个市民的鲜血，意味着真正的自我克制，意味着关爱人类如同关爱自己”[4](P183)。总之，最高统治者应该有最高的美德。在中国古代，儒家无不希望统治者具备美德，也特别重视统治者的美德的培养。 第三，在政治领域中极端重视美德，实际上是把政治领域视为家庭的放大，从而主张一种家长制。在古代政治思想中，由于无法找到政治美德的独立来源，故只能在家庭美德中找到直接的源头和榜样，这样，政治伦理就无法获得一种独立于家庭伦理的形式。在春秋末期，虽然封建制遭到了很大破坏，但由于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型构能力，所以，家庭伦理亲情就还能得到特别的强调，并从中获得政治伦理美德的根苗。这就能理解儒家如此重视孝悌这一类家庭伦理情感的原因。 这种思路在西方古代政治学中也有体现。塞涅卡也主张，君主以仁爱之心待其子民，其表现应该是：对人民中已有恶习而良知未泯者，首先想的仍然是谆谆教诲，不厌其烦，但有一线矫治之机，不肯使用雷霆手段；只有那些屡教屡犯，使君主“恐惧多于愤恨”，也即对犯罪者将变得人格败坏而无法救治感到恐惧时，才会绝情法办，故其宽仁慈惠乃是遵从理性的秩序的温情慈爱，这乃是为人父母的本分。真正的君主就应如此行事，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君主称之为“祖国之父”。他提醒君主，这样做，“乃是要提醒他，他已被寄予了一个父亲的权力，这是一项最为温和的权力，他要照料孩子们，他自己的利益要服从他们的利益”[4](P201-202)。塞涅卡所向往的乃是君民一体的关系。 第四，古代美德政治学把完备的美德看作政治的根本标准，并化为制度，会导致美德的异化。由于古代美德政治学主张政治不是一个独立于道德的领域，所以，政治的价值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美德观念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泛滥就是不可避免的。从政者是否有美德，是评价他的政治行为的最高标准。 在儒家传统中，臧否政治人物，纯以有德无德为标准。这种评价方式使得政治学为道德话语所笼罩，直接从政治人物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来逆推其内在动机和品德，从而有所谓诛心之论，绝对彰显道德对政治的评判力量和规范约束力量，这在我们民族的心理意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