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伦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广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时机与可能已经出现。在走向世界的学术进程中,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先锋意义。面对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战略,中国伦理、中国学术到底如何“登场”世界?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再次筚路蓝缕,开拓出一条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或“伦理丝绸之路”。为此,三个问题的澄明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文化的伦理贡献及其世界性、现代文明危机的伦理本质、中国伦理的世界性机遇与世界走向。一个需要中国伦理智慧的世界文明史已经开始,是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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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3-0015-05

      前不久,一位中国哲人感言: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我想进一步发挥,该中国伦理登场了!原因很简单也很直白:中国伦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伦理的精髓是人理。只有世界接纳和接受了中国伦理,才真正接受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因此,在走向世界的学术进程中,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先锋意义。

      在这个多极化的时代,在这个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中心意识和文化格局持存太久,并且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旗帜下整体地推进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现代文化体系中,中国伦理、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进而登场世界?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回眸祖先的足迹,再次筚路蓝缕,开拓出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

      一、儒家文化的伦理立场及其世界性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因此,如果把儒家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标识的话,那么,伦理文明就是儒家文明的标识了。在此意义上,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要了解儒家文化,就必须了解它的伦理立场。

      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儒家文明就既是伦理的民族文明,又是伦理的世界文明。历史地看,儒家文明的定型虽然主要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沉淀和选择,但也不能排除其国际性背景。

      首先,儒家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夏夷之辨”,这一辩论同当时的“人禽之辨”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仁义去也。”(《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知,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伦理。同样,“夏”与“夷”的不同也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低,儒家认为夏是更高级的文明,乃在于他更懂得伦理,夷是较低级的文明,乃在于他们的伦理水平要低些,或者不懂得伦理,所以,孔子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论语·八佾》)。很显然,伦理立场乃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立场,而在“夏夷之辨”中,儒家代表夏的传统,夷则代表当时夏之外的世界。当时的世界之所以以夏为荣,以夷为耻,乃是因为夏比夷更文明,在儒家看来,乃在于夏更懂得伦理。当然,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不一定能打过野蛮,但是文明却能够融化野蛮,所以会出现野蛮人军事上的征服和文化上的被征服现象。这种所谓文化上的屈服,实际上说明儒家文化更高级,更具有世界性。因为,判断一种文明的高低,不在于它是否有更强的武力,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吸纳、消化和同化来自其他文明的强力和野蛮。就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能融服四夷来看,它显然是当时的高级文化和更具世界性特质的文化,因为世界性在于包容性。

      其次,传统儒家文化的伦理性与世界性还表现在当时的“朝贡体系”上。儒家文明是一种伦理文明,它虽然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使用武力决不是它的第一选择,它的第一选择是伦理,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用文明的方式让别人信服,而不是用武力让别人屈服。当然,如果受到外来武力的侵袭,儒家文明不排斥使用武力,但武力过后,还是使用伦理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压制,这正是文明是否高级的一种标志:以伦理维持的政权是文明,以暴力维持的政权是野蛮。正由于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文明,所以会出现四夷来朝的景况。

      当然,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也受到来自世界其他文明的挑战,比如,受到印度佛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甚至是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儒家文明的确显示了自身当中的某些不足,比如,它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不够充分,对彼岸世界缺少关注等,但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又不能完全排除这方面困扰。因此,佛家文明一度对儒家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儒家文明最终还是以其更大的包容性融合了佛家,并将它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这就是宋明的新儒学。就宋明新儒学融合了佛家,而没有出现一个融合儒家的新佛学而言,当时的儒家文明还是优于佛家文明的,或者说,当时的儒家文明较佛家文明更具有世界性。如果就佛家文明最终在印度消失,只能以儒家文化为依托进行传播而言,那就更说明了儒家文化比佛家文化更具有世界性了。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南亚、东南亚这个世界范围内,儒家文化是当时最具世界性的文化。

      但是,随着两希文明的融合与构力,以希腊理性文明和以希伯来信仰文明结合而孕育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由于理性与信仰结合所构成的物质与精神互促机制的强劲力量,使得现代西方文明以不可抵之势冲出了它的文化母胎,冲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传统文明的亚非欧,而是以地球为整体、甚至是超出地球视界的世界,开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广阔世界,把一切以各部分为世界的世界变成了这个大世界中的地方。在这种现代西方文明的更大世界中,作为当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世界中的世界级文明的儒家文明,一下子就落入了一种地方性文明。从此开始,如何为自身争得世界性身份,就变成了中华文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二、现代文明的危机的伦理本质

      现代西方文明是以物质文明的外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而导致了很多人对它的极大误解。在很多人看来,现代西方文明仅仅是强大的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落后的东方,这种观点更是流行,甚至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其实,在任何文明中,物质文明都只是其表象,没有精神支撑的物质文明是无法到达很高程度的,即使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很快走向衰微。就现代西方形成强大的物质文明来看,他们的物质文明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精神文明基础上的,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他们的新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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