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4-0015-06 海德格尔在晚期曾非常关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几句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他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这个论题为依据”，只能把“马克思的这个命题理解为形而上学命题”。[1]对此论点的辨析，马克思在《导言》中，隐约贯穿着一条探求哲学现实性与彻底性之转向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回应海德格尔上述质疑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宗教批判与现实人的关注 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也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因为宗教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总体表征。费尔巴哈抓住了这一时代表征，他对宗教本质的批判是当时唯物主义对宗教最根本的批判，这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转折性作用。在费尔巴哈对宗教本质的批判的影响下，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宗教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宗教就是当时的现实，宗教的苦难既是苦难现实的反映，又是这种苦难现实的一种抗议和倾诉。于是，对宗教的批判就必然转变成对现实的批判，即“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2]因此，我们在清楚了宗教的“虚幻”之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真正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及黑格尔主要区别之所在，也是马克思表达其哲学之彻底性的关键之处。 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虚幻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实的现实性。”[3]这说明，在马克思那里，宗教是虚幻的存在，是尘世中的非现实性；宗教的非现实性就在于它使人的本质丧失了现实性，或者是人的本质的非现实性的表现；质言之，马克思的现实性是与人和人的本质相关联，是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展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中概括了整个德国哲学的现实性转向，并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在这种转向中的不彻底性。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在此段名言中，马克思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宗教所表征的“彼岸世界”和“神圣形象”的“消逝”和“被揭穿”，这意味着“哲学的迫切任务”是确立现实的“此岸世界的真理”，意味着整个德国哲学必须转向现实性；第二，在“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的哲学现实性转向中，把这种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和“对政治的批判”，这只是现实性转向的一种表现、一个层次，但绝不是全部，换句话说，这还仅仅是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所达到的那个层次，它不够彻底，不是哲学真正而彻底的现实性转向。于是，马克思接着指出，“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5]这说明马克思在《导言》之后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继续进行本质批判；马克思还以“德国人民”为例，指出：“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6]必须指出，马克思上述名言中的第二层含义被国内外学界普遍忽略或误读。国内外学界普遍以为，它是马克思观点的自我表述，而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现实性转向之不彻底性的揭示和批判。正如麦克莱伦所言：“马克思认为，社会不能仅仅通过把政治领域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治愈自己的疾病。”[7]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我们也要了解黑格尔所谓的现实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从哲学的本性出发来谈现实性，他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也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8]可见，黑格尔在批判了宗教神学对彼岸世界的片面而空虚的构造后，认为哲学才是切近现实的东西，哲学才是探究现实的理性，亦即现实性在于它的理性，或称为“现实理性”。他说：对于自然界，“哲学应该照它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知识所应研究而用概念来把握的，就是现存于自然界中的现实理性；它不是呈现在表面上的各种形态和偶然性，而是自然界的永恒和谐，即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和本质”。[9]而至于社会生活世界，即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世界和国家，由于存在着人的心情和愿望的应然性与现实的真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因此，他认为，哲学对“现实理性”的把握就是要排除属于人的私见和任性对伦理世界和国家之规律性的干扰，展现国家的规律性，即法律，这正是法哲学的任务。黑格尔的现实性就是国家的理性和规律；哲学要回归现实就是要回归国家进行法哲学的探究和维护。可见，黑格尔对神学和彼岸世界的批判，就是要回归到国家及其法律问题，这就是其哲学的现实性转向和回归。 对于黑格尔哲学现实性转向所展示的局限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给予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从国家与家庭及市民社会三者关系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现实性是主客体颠倒的表现，批判了黑格尔把国家作为现实性的错误，认为真正的现实性和主体应该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它才是国家的前提和真正的现实活动；国家只是一个观念，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派生和客体。因此，马克思指出：“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10]黑格尔主客体的这种颠倒，正是他唯心主义及其哲学之不彻底性的表现。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探讨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性，并将这种现实性给予彻底的贯彻和展示。他进一步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于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11]可见，马克思把哲学的现实性进一步推向了对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基础的“成员”和“人”的关注上，“这种群体”才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过了德国现状”[12]，而且“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3]马克思认为，真正现实而彻底的哲学批判，要提高到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这是迈向超越黑格尔哲学批判及其所代表的德国现状的关键；同时，对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制度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关怀才是马克思哲学的迫切任务，是其真正现实性和彻底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