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新世界观诞生于世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人类盛事。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纪念的名义来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今年是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150周年。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评论了蒲鲁东的经济范畴，开始制定自己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评论了蒲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方法论，宣告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问世。他自己说过：“我们（指他和恩格斯）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 页）这里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基本上是哲学的。众所周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但它们在当时都未公开发表；《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次概述他们观点的著作，并且在理论内容上更加精确和深入，这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独特历史地位。在人类的脚步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联系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条件来研读《哲学的贫困》，这对于新世纪哲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理解和推动正在开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论释《哲学的贫困》中所概述的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证明它的基本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 一、关于思想观念依赖于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路线 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异和对立还有没有意义？哲学上是否真能超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走出一条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中间路线？这仍然是严重的问题。与之相关，有些学者试图寻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解说方案，把马克思也置入非唯物主义者的行列，说他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实践主义”的都有。但我们从《哲学的贫困》所概述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中恰恰看到鲜明的唯物主义路线。 马克思用大量的篇幅批评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性质的“逻辑范畴论”。首先，蒲鲁东把范畴看作是主观自生的，先验的，永恒不变的。本来，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蒲鲁东“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页，以下凡引此“节选”的，只注页码）在这样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蒲鲁东离开现实关系，主观主义地界定和论释各种经济范畴，诸如脱离供求关系谈论“交换价值”，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幻想来杜撰“构成价值”等等。其次，蒲鲁东唯心主义地理解范畴间关系。他自己说范畴的顺序同“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无关，它只遵循“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本来，逻辑是与历史统一的，我们要理解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展开的顺序，就必须研究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无视这一点，他只能到黑格尔式的“无人身的理性”即抽象理性中寻找根据了。第三，蒲鲁东是在哪里失足的呢？是在逻辑抽象方面失足的。蒲鲁东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通过纯粹抽象的方法或黑格尔所说的“绝对方法”来达到他的经济范畴。马克思揭示说：“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第140 页）这里的实质是脱离人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而编排经济学家们所提供的教条。这种颠倒现实运动与思想观念的方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战中所阐明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明确而坚定的。唯物主义所解答的哲学问题，原本是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则深入一步，他指出：作为观念的根据的，是“现实世界”，或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以人类生产实践和全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 页）唯心主义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第139页）唯物主义则相反。在马克思看来， 逻辑范畴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在人的观念中的反映。再进一步说，作为观念的根源的，是由于各个环节构成的“社会体系”，（第143 页）是作为社会体系的展开过程的“历史”，（第141 页）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138页）这样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向对于当代中国及其发展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面对着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创造社会主义体制新模式的实践，这里，既需要主体的能动品格和创造精神，又需要有严格尊重客观实际，在实践条件的约束下去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科学态度。我们的事业既怕保守，又惧盲动，而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中包含的可能性。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既要去理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又要论证和引导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更要预见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程。这里需要理论的勇气，又要有求实的功力。学术工作者写文章、撰著作，必须建立自己的范畴、范畴群、范畴系列、范畴体系。（参看第140—141页）这就发生一个问题：逻辑范畴是反映现实世界及其运动，还是倒过来，要求现实世界及其运动纳入自己设定的逻辑框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改良绝对优于革命”的逻辑，硬要把失败了的改革扶上历史的大统而把成功了的革命贬为不应发生的暴烈，这里，不是可以看到某个蒲鲁东的影子吗？最近，又知道了罗荣渠提出的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的解释框架。罗先生指出，在改革以前，“革命范式”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核心。自1980年以来，该范式受到中国社会和经济大转变和海外知识话语的双重挑战，“现代化的范式”作为替代应运而生；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从而才有可能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罗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读书》1997年第4期作了简介）很明显， 罗先生的研究方法与逻辑范式与“告别革命论”是不同的。因为他要求“客观定位”，也要求给革命以确定的历史地位。这也关涉到历史研究的方向。在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研究上，也有范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地搬用过去“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那是不能说明变动着和开拓着的实际经济运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教条主义方法来搬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也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反映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逻辑范畴群，这也是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的。二、关于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实践论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