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以后，分工已不再是马克思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以分工为轴心而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相对应，在《哲学的贫困》以后，马克思只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层面上讨论分工，分工变成了一个实证的经济学范畴。我们肯定，在1846年以后，随着理论探索的中心由唯物史观的创立向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的转移，马克思所使用的范畴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被保留的范畴也必定会随着场地的更换而在内涵与外延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形态》中的分工范畴的相似功能的对比研究，我们将力图证明，分工范畴在《哲学的贫困》及以后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实证化，固然是马克思理论场地更换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随着这种场地更换而同时发生的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话语的一次重大变革。〔1〕 在《巴黎笔记》和《手稿》中，马克思曾多次研究过分工问题。依我之见，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次讨论当属第三笔记本中的那一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4—149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在异化史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分工范畴的人本主义的改造，并以此达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分工的本质，因此分工也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表现。分工同时也就意味着交换，“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2〕。对于分工与交换的这种关系， 国民经济学家们却总是“讲的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其原因则在于他们没有站在人的立场上，把劳动与分工理解成人的类活动、理解成人的对象化与自我实现，而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分工也就不得不被狭隘地理解为私有财产生产的一个动力。因为国民经济学家站在私有制的立场，所以，对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包含双重证明的命题，他们只是看到了有利于私有财产的一面，即“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的一面，而共产主义者则站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看到了“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的另一方面。〔3〕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根本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的。但同时，他实际上却又受到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分工理论的强烈影响。一方面，马克思象斯密一样把分工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进而以分工为线索形成了对历史的五阶级划分的思想〔4〕，另一方面，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斯密的具有循环论证缺陷的分工理论实际上构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观所进行的批判，就具有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学体系进行自觉批判的意义。只不过这种影响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向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克思此时还根本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王国，他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哲学人本学的批判。这样，古典经济学原具有相对科学性的分工理论，经过异化史观的中介，就被完全吸收到了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来了。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形态》中，我们看到，由于时间的限制，马克思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具体化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方法论，这从而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观点较之于哲学方法论的某种滞后。这一滞后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立场上，一方面，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根本扭转了对政治经济学彻底否定的态度，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6〕因此， 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过程，是能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现实的经济学理论中却还找不到任何否定现实的因素，并从这门科学中引发出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的批判。这样，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尚未取得实证的依据之前，为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不得不再一次诉诸哲学、诉诸主体性批判。于是我们就看到，在《形态》中，马克思就象在《手稿》一样，一方面以分工—私有制为形成了的社会历史的分期理论，〔7〕另一方面，则还是依据分工， 演绎出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当然，这种建立在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基础之上的批判已经根本不同于先前那种主体辩证法的抽象批判了。 我们看到，《形态》中的分工范畴已经取代了异化范畴的地位，直接充当了社会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形态》之《费尔巴哈》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以意愿性为标准区分了两类分工，指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已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8〕“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对于人的意愿来说，这是“某种异已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也就是“异化”。“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阶段，它必将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及“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的建立而被消灭。〔9〕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现实的运动”。〔10〕 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生发出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批判？马克思的这一困惑只是在批判蒲鲁东的方法论唯心主义时才获得解决。1846年的《致安年柯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都是以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为旨归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蒲鲁东的本质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加以黑格尔式的思辨歪曲，那么，马克思的批判也就间接地具有了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虽然这一任务马克思只是到了《资本论》才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