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忽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涵义、性质、特征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怎样？弄清这些问题，不但对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回答这些问题出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概念作一初步辨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紧密结合理论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往前发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作的时期，正是德国思想界，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绝对精神的瓦解，民族精神受到打击，各种学说和思想竞相宣扬达到顶峰的时期。这种混乱状况表明，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德国哲学”面目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的口味”，以哲学的形式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不满意现实、批判现实、但又丝毫不敢触动现实，只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编造种种虚假观念，不是同现实而是同现实的影子进行斗争，并对过去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毫无道理的“清洗”。马克思认为，这样一股思潮一度演化成为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特别是在1842年至1845年的三年中，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不同代表之间的观念对立和哲学斗争以及他们所编造的种种虚假观念，本来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潮，反而“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3页）。这在当时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它不是引导群众， 而是迎合群众、欺骗群众，并从黑格尔哲学身上全面倒退，“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页）然而，在德国贫乏的现实面前，在精神方向迷失的情况下，不少人做了这股思潮的俘虏。他们不但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接受了这种哲学叫卖和夸夸其谈，甚至还在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页） 面对这样一股有害思潮，马克思不可能不给以关注和重视。听任其肆虐，只能带来更严重的危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谈到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揭穿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以使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在他们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一般意识形态学说的高度，揭露与批判这股思潮的本来面目及其危害。也正是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关于这一问题，只能留待另文辨析了。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概念。诚如本书副标题所说的，它主要是指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等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思潮，是这些代表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个专门术语——“意识形态家们”（Ideologen ）※来指称当时德国社会中这些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臆造者们，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家们既包括法学家、政治家、实际国务活动家，也包括笃信宗教者、伦理学家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 版第1卷第102页第134页）尽管在本书中，马克思、 恩格斯也将黑格尔归诸“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第3卷第536页。不过，这里将“德意志的”（deutsche）译为“德国的”），但他们在这里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主要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这些人“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使一切本末倒置。他们以真正的批判者自居，但他们的批判完全局限于观念领域中。他们不是现实的群体，而是观念的群体，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他们制造的种种虚假观念，即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东西，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3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喧嚣吵嚷在1842——1845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不是偶然的，它同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密切相关。 1835年出版的大卫·弗·施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传》，“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黑格尔学说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589 页）它开始了黑格尔体系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兴起过程。1841——1842年，布·鲍威乐（1809——1882）出版了三卷本《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批判了施特劳斯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及其观点。施特劳斯从源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观点出发，认为福音故事不过是披上历史外衣并被作为无意识的叙述传说创造出来的早期基督教观念，也就是说，他把圣经故事的来源归结为“实体”范畴，即归结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鲍威尔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观点出发，不同意施特劳斯的观点。他认为，福音书以及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神话是由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有意虚构的。其实，这一在“自我意识”和“实体”哲学斗争外衣下所进行的争论，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土壤上的一场家庭纷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至多是加快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一种推动力。倒是鲍威尔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彻底变成了“唯灵论”，特别是当他1843年底开始出版《文学总汇报》月刊，开始对哲学、宗教、艺术和政治进行脱离生活、毫无内容而又自命不凡的探讨时，就在发展方向上，使青年黑格尔派逆转了。鲍威尔曾宣称：“批判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共欢乐……他独自高踞于宝座之上，只是偶尔从他的口中发出奥林帕斯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同上书，第27卷第452页）。很显然， 他把“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同上）这还不够，当鲍威尔一伙自命不凡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没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热情，引起群众的响应时，他又气急败坏地咒骂群众“怠惰”“冥顽不灵”和“不知足”。他十分轻蔑地对待群众，认为群众缺少精神，是“精神的真正敌人”。这样，鲍威尔一伙的批判就失去了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所具有的政治进步性，变得坠落了。如马克思所说，同其他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一样，鲍威尔照样没能摆脱“对立的片面性”（同上书，第27卷第451页）。他不但敌视群众， 还“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同上书，第2卷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