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类哲学”的讨论对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益的，无论人们是否赞成高清海教授的“类哲学”观点。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中类范畴的研究迄今仍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我在80年代末就对类范畴做过一些研究[1]。我的探讨如果与高教授的类哲学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由于彼此观察问题的参照系不同，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成果的理解和评价不同。为了使讨论尽量少掺杂个人成见，本文主要从正面向读者展示我对类范畴的基本认识，只在适当地方指出这种认识与高教授的类哲学的某些分歧所在。 一、马克思之前的类范畴 “类”这个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众所周知，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奠基者赫尔德起到黑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类与个体作为一对相关的范畴加以论述。这些历史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有规律性的。这种规律性在赫尔德那里是“上帝的计划”，在康德那里被称为“自然的意图”（自然的计划），在黑格尔那里则是“世界精神”的运动。这种历史规律性实质上是理性的规律性。它在人之外，但其实现又要通过人（类）。既然历史规律（理性的规律）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这就不能不触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类与个体的关系。按照康德的意见，历史规律性（“自然的意图”）是让人的自然潜能展现出来，但体现“自然的意图”的是类，而非个体。他说：“在人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理性创造物那里，这些潜能……应该仅仅在类，而不是在个体中全面发展起来”。而个体（每一代的个体）都要为实现他所寻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公民自由、法律的秩序，永久和平——的达到做出牺牲。康德明确指出，人们必须一代代艰苦劳动，以便将最后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峄巅，并通过他们最终完满的实现自然的目的。这里就包含了个体为族类（类的目的）而牺牲的思想。康德不仅认为人（类）是目的，而且认为人（个体）又是工具（手段）。“人是工具”即指通过个人的“恶”（斗争）达到人类的目的。 黑格尔不讲“人是目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康德上述历史规律中的许多思想（如人是历史的工具、恶是推动历史的动力等）都被吸收了。在黑格尔看来，同理性（世界精神）相比，其他一切（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理性的工具。其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无非是历史领域中的“人类”，是人类这个范畴的非人格化。 我们不难看出，在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中类这个范畴是同个体相联系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历史规律性思想中引发出来的。康德和黑格尔已经触及了个体与类的矛盾。他们关于个体为了类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思想，后来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被批判地继承下来，成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但在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我们还要提及两个人。一个是席勒。席勒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总体设想。但他不能同意康德漠视和淡化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及其恶果。他一方面欢呼人类总体在19世纪的伟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人类的进步是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他指出，“我们的运动员比奥林匹克运动会（指古希腊的奥林匹克——引者）上的优胜者跑得更快，我们的数学家比阿基米德算得更细。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战略家、演说家和牧师为一身的现代人，能否让现代人与古希腊人-对-地进行一场生活能力的全面比赛呢？”。席勒把康德已经触及的个体与类的矛盾，个体为了族类的全面发展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消极后果（片面发展了的人）突出地强调出来。他说：“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他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康德与黑格尔是相左的。席勒在自己的著作（《美育书简》）中描绘出“审美国度”的人性状态。在这一国度里的个人身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融了。这样一种人是类与个体的和谐一致，是他的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这是“审美国度”中的“审美的人”。但是怎样从现实的人合乎历史规律地向个性全面发展的人转变，实现类与个体的和谐，则是作为诗人的席勒所未能解决的。解决这个任务的是马克思。但马克思自己对类与个体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转折点是摆脱他在青年时期所受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 费尔巴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神秘的理性规律）感到不满，他要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诉之于自然的人。这样一来，在费尔巴哈那里，类与个体的关系便失去其历史辩证法的丰富社会历史内容而变得贫乏了。自然主义的人是没有其历史进程的。所以费尔巴哈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而这些个体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学说就是以人的类本质（一般本质）为起点的。这个学说的基本结构是：真正人的类本质——异化——异化的扬弃（“人性复归”或“人的解放”）。而贯穿这一基本结构的是对象化的理论，即：上帝的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神的本质被归结为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同时又把这一对象化过程看做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他说：“……上帝在本质方面越是具有人性，上帝与人之间的区别就显得越大。……要使上帝变富，人就必须变穷；因而上帝若是一切，人就应当乌有”。而造成这一异化的根据就在于：人把自己的类本质从自身分离出去了。因此要扬弃异化就必须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 二、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类范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中，我们不仅看到马克思使用类存在物、类本质和类特性等概念，而且保存着费尔巴哈异化学说的那个以类本质的丧失和重新占有为核心的基本结构。我把这一切看作是早期马克思的类学说。在这种类学说中，马克思既未能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又在一些方面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只是借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来形成自己的新的异化理论——劳动异化论，在旧形式下实现了重要的变革。 首先，马克思虽然从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却没有像他那样仅仅诉之于自然与自然主义的人。我们知道，在费尔巴哈的类学说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只归结为人能意识到自己是人，是人这个类。而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动物，是动物这个类。因此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类意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虽然也把人看作类存在物，但这个类的本质被规定为现实的人的活动——自由自主的劳动的结果，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这就把人同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与此相反，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在劳动实践中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物，并且在进一步改造这一对象世界时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