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认识论研究已呈明显弱势。这种弱势并非意味着认识论领域已无事可做了，恰恰相反，人们感觉到，以往的很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蔽”，仍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中，然而又缺乏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本文试图阐释生活世界之独特的认识论价值及生活认识论的基本性质，以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一个较新的视野。 一 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者K·波普尔曾经指出，对于认识论，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即“(1)当作日常的知识或常识的问题，或(2)当作科学知识的问题”[1]。这就明确指出了认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生活领域和科学[2]领域。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上帝观念的衰落，自然科学逐渐兴起，并以其确定性的理论性质和巨大的实践作用确立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在进一步的扩张中，它逐渐取代宗教而成为整合全部文化的超文化门类。于是，自然科学的模式被意识形态化了：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其他一切文化门类（包括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人文科学）的统一模式，将科学（自然科学）世界看作人的生活世界的典范——生活世界即使不被还原为科学世界，也至多只是从属于科学世界的非独立的领域。因而，科学认识论理应成为典型的认识论。17世纪以来，堪称西方近代哲学主流的认识论研究就是以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为范本的。这一泛科学主义观念甚至贯穿于现代西方整个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之中。逻辑实证主义把经验自然科学命题所特有的经验性质变成一种普遍的意义标准（经验证实原则），来衡量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乃至一切规范性人文学科，从而把它们的陈述归之为无意义。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在这里实际上是把经验自然科学的特殊认识论性质和要求进行了无限制的外推：人为地规定这一特殊文化门类的特殊性质应成为其他文化门类命题意义的一般标准。这与近代文化的泛科学主义观念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波普尔本人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虽然提出要把生活和科学作为认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但却仍然认为科学认识乃是一种理想的认识形式，认识论应主要致力于对科学认识的研究，科学认识论是一种经典认识论。 然而，随着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主体的研究日益拓展，人的情感、意志和理念对世界的构成作用得到了普遍重视。生活领域在人们的视野里由隐而显，由灰暗的理论背景一跃而成为理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日益显示出其丰富的内涵。很多哲学家都把目光投向人的生活领域，提出了所谓“生活世界”的理论（现象学）、“以生活为中心的哲学”（实用主义）、“生存哲学”（存在主义）等等。 在现象学的创始人E·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前科学的、在先被给予的世界，是一个直观的奠基性世界，是先验的自我通过意向性所普照的富有意义、富有价值的世界。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根基，科学世界产生于生活世界，因而应始终回缚于生活世界之上。据此，胡塞尔提出“返回生活世界”的口号，认为，只有返回生活世界，才能克服自然科学所设计的虚幻的客观物质世界模型，唤起人们对真正的“内在世界”的向往，从而也找到了自然科学的真正基础。 与此相似，在实用主义那里，人与世界之间非反省的（前科学的）、原初的自然交往和生活关系被称作“原经验”（杜威）或“纯粹经验”（詹姆斯）。原经验或纯粹经验是主体与客体、人与环境“未予分裂”的原始统一体，它把反省的认识（科学认识）作为自身内涵的一个潜在环节，反省的认识来自经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经验，使生活艺术化，但科学主义者却把它变成一幅与人类生活毫不相干的世界图画。所以必须返回经验世界，使科学重新成为生活、实践和艺术的奴仆。实用主义者据此把自己的理论称作“以生活为中心的哲学”。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人与世界之前科学的混沌未分的统一整体——“在世”看作人的此在最内在最根本的存在状态，看作此在的先验规定性。他进一步分析了此在在世的本体论结构，展示了“现身”、“领会”、“说话”、“常人”、“沉沦”等结构环节和“畏”、“烦”、“死”、“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结构整体。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生活领域的地位及其独特的认识论性质的有益探索。然而，在这些探索中，我们不难发现，与科学主义哲学家们相反，人本主义哲学家又把问题推到了另一个极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把科学世界虚无化的倾向。 可见，由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基本立场上的尖锐对立，西方哲学家在科学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基本性质及科学认识论和生活认识论两种认识论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多采取还原和归化的立场，因而无法正确地区别和界定它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一般认识理论无疑为进一步建立、研究和发展具体认识论门类提供了一般原则。但是，在国内认识论研究中，由于受泛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人们仍然把自然科学认识的一般原则当作一般认识论研究范式的内在精神和核心内容，忽略了对生活认识（包括历史理解、历史认识等）及其与科学认识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有的学者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综合认识论”等概念，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研究和探索，但是，认真考察即可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只是旧范式的延展和补充，未能确立一个新的认识论门类所必需的相对独立的理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