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来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主要作用，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修、齐、治、平。而其中人文学科无论是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对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高都是十分重要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可应该并不等于事实。 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人文学科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人文学科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它的主导地位逐步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的职业缺乏吸引力，往往成为人文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人文学科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西方思想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排斥人文精神，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在西方，随着所谓“人类困境”问题的提出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因此，人文学科在危机中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我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范围内，他们先辈们所曾创立的人文主义的高峰，如水东去，不可再回。当哲学家说人死了，就是在悲观的眼神中，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精神锐退的预言和感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人文学科，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我们应该吸取西方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理工轻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立的历史教训。无庸讳言，在我们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人文学科危机在我们这里已初露苗头，这很值得注意。人文学科之所以受到冷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导向引起的反面效应。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的看法。我们有的论者太过于强调人文学科的非科学性，认为人文学科只是学者们的个人意见、观点、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人文学科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属于价值判断。如果的确如此，人文学科对于人类有什么价值？国家为什么花那多钱办人文学科，出版社为什么花钱出版人文图书，难道仅仅为了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个人的生命体悟吗？如果根本不管这些见解的是非对错，高下优劣，岂不是在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方面制造混乱和发生导向错误吗？ 把人文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性，这实际上是重复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当然，人文学科不同于实证科学，不能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要求人文学科，要求它数学化、公式化、定量化。人文学科的科学精神，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反对认识主体的“理解”、“重读”、“破译”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强调人文学科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使人文学科成为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学科。 人文学科的最根本功能是对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塑造。人文学科直接面对的是本系科的学生，这是有限的，而它间接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整个青年的人文知识的教育。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社会的改造，而且在于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改造人自身，即培养一代新人。这种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而且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我们要使年轻一代不变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者，就必须进行人文知识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学人不善于哲学思维，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近百年的历史认识一团漆黑，缺乏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缺乏较好的语言文字能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有突出的成就，即使掌握某种科学技能，也只能是工匠而不可能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如果缺乏人文学科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工作者，更不用说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人文学科的投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功效是逐步地长期起作用的。它通过对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人素质的培养，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它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的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完全相同。我们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也不像西方那样出现单独以本体或以认识、方法为对象的哲学家。尽管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丰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在中国，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中的千古绝唱，不朽之作，可《史记》的不朽，不仅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价值，《史记》中不少名篇佳作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哲学。同样，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既是文学又是哲学；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深沉忧郁，充满庄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讲述历史，品评人物，肯定英雄，歌颂人民，是历史、文学、哲学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