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活力是由实践赋予的，而活力的强弱及其持续的长短，又取决于理论反映实践的深度及其对实践提炼和升华的高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作为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及其光辉思想，从其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来看，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体现了它是本世纪历史发展中最具深刻的洞察力、最有开拓创新作用、最富生机和活力的哲学理论，也显示出毛泽东在哲学上高屋建瓴、独具慧眼的卓越水平。 “两论”的承先启后，既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近20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孕育，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成果，也是从1937年问世迄今60年来不断开创历史新局面的理论先导和科学世界观。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序幕。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中译本和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陆续问世。尽管有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还是应运而生，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也成了一时的风尚，一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和革命队伍在形成和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必然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带有启蒙的和民族的特点。如果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未能系统地接触大量原著和原理的情况下开始的，存在着先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而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沉睡的中国在觉醒，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的炮火声中开始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迅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此时此刻的中华民族也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结合的有利条件。从李大钊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和探索新人生的道路开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是围绕着唯物史观—社会革命的理论根据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先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震撼中国大地的大革命运动和革命转入农村后持续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然而，这些记录在革命史册上的光辉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在十年内战中党内出现了三次愈演愈烈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为什么“左”倾路线的统治使革命新局面和革命力量丧失殆尽？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而要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尤其需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从而提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如何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显然，这一历史重任只能由亲自参加并领导上述革命全过程、对“左”倾统治有切肤之痛，既熟稔军事、又精通理论的革命家来承担，也只能在革命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条件下来进行。毛泽东作为最合格的人选，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长征胜利的条件下，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从实践到理论、从军事到哲学而创作的新成果。 “两论”作为适应时代需要而问世的理论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它不是单纯学理研究或课堂讲授的产物，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30年代的中国革命，离不开残酷的武装斗争，也离不开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变动。在敌强我弱、工农割据的条件下，如何克敌制胜，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既研究了战争认识论，又研究了军事辩证法，揭示了两条军事路线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同时，对于从30年代初开始的日寇入侵而导致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既研究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互影响，又研究了国内阶级矛盾所产生的变化，揭示了对待矛盾问题上关门主义和统一战线两种策略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可以说，他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他的政治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形成了和“两论”密切相连的姊妹篇，或者说是“两论”在重大实践上的预备篇，为“两论”作出哲学提炼和概括打下了基础。“两论”所以能在千头万绪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在同“左”倾路线根本分歧的诸多观点中，紧紧抓住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抓住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狭隘经验出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毛泽东长期战斗在路线斗争第一线，以其高度的哲学素养对其中经验教训深思熟虑的结果。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近20年的历程，陆续问世的各类哲学论著数以百计，而从哲学高度、从中国革命的总体上剖析一切路线分歧的根本，“两论”可谓绝无仅有的划时代著作。 “两论”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中国近20年来哲学研究和哲学论争也有所概括、有所提高、有所论断，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突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迫害和限制，承担起武装群众的任务，又要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承担起时代先导的任务。当时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它应承担的任务有着巨大的反差，正如何干之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哲学界的贡献，显然是非常有限的。五四启蒙运动以后，实验主义一时支配了思想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朴素的机械论，又居了支配的地位。1927年以来，新哲学是登场了。但那时只偏重哲学原理的输入，而所翻译的书，也只有几本古典著作和几本以机械论或观念论的观点所写的入门。这几年来，国际上最良好的读物，又渐渐有中译本，有一部分思想家，也开始做通俗化的工作了。不过大家翻来翻去，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里。”这种状况，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反映在哲学论作中的从来就没有多少”，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欧美启蒙运动史则“始终没有系统的加以整理与批判”。他十分感慨地问道：对于“思想界的荒芜状态”，“我们的思想家躲在什么地方？”他提出哲学必须“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凡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社会各种集团的动向”，都要在“哲学的烛光”下“照出它的原形”。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赋予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①]艾思奇也认为哲学“不要回避现实”，要看到中华民族正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国难当头的处境，哲学要能作为我们民族奋斗行动的指针”，“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②]“两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色地担当了哲学适应时代所要求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照亮着黑暗的中国大地和荒芜的中国思想界，为中国的哲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