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的哲学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之上表现出的“多样性”，它们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统一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把一种哲学理论中是不是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家有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明确提出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哲学 哲学对象 世界观 哲学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发表了俞吾金同志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以下简称俞文），文章通过确定哲学元问题、划分“哲学”与“哲学类型”，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不能苟同。事实上，我们认为，俞文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基本？ 1 与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是唯一的，但我们认为这一“唯一”的特性不是由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解答这种哲学观来确定的，而是由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其它具体学科一样，哲学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是：其他具体科学是以整个世界中的某个部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们研究整个世界中的一些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理论，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则是共同的。人们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把它们冠之为“哲学”。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种种不同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些形式再特殊，它们也有内在的联系。多样性中有统一，统一当中有多样。各种哲学理论内部再有差异，它们也是在统一性内部的差异，并未超出这种统一性，实际上也不可能超出这种统一性。 俞文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两种类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我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确有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新特点，但它们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却仍然未变。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尽管种类繁多，流派纷呈，但总体上讲则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就人本主义而言，对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应研究世界观的基础——本体论问题，它直言不讳。无论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还是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都具有本体论特征。雅斯贝尔斯曾明确指出：哲学应研究存在。至于“存在”的特点，他说：“我们所称为存在的既不单单是主体，也不单单是对象，而毋宁说是居于分离的主客二者之上的东西，即大全（das umgreifende），无所不包者。”[①]这个存在不是本体，又是什么？整个科学主义思潮，虽然其中有部分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想把哲学维护在“经验”之中，但哲学“关于世界观的理论”这一特点在他们的哲学中仍然清楚地保留着。他们要研究的经验问题，不是一些特殊领域内的特殊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事实。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语言问题时，人们不误称他的理论为语言学，而称为哲学，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者，虽然他们想回避“哲学应研究客观世界的本质”的问题，但他们却不回避哲学应是关于一种世界理论（世界观）的问题。当早期维特根斯坦用理想语言去统一世界，形成一种世界理论后，他发现理想语言范围太窄，不能包容所有的问题，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才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更宽泛的语言系统——日常语言，并想通过对它的分析建成一种新的统一世界的理论。同样，卡尔纳普由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语言，向物理语言以及事物语言的退却，也正是因建立统一的世界理论的目的使然。要想建立一个正确的关于世界的理论，就必须以客观世界的存在为前提，以一定的本体论作基础。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一再想回避本体论问题，但他们在建立统一的世界理论的过程中所碰到的矛盾告诉人们：本体论是回避不了的，它是哲学的应有之义。随着这派哲学所遇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它最终不得不又回到本体论上来。当代美国哲学家、逻辑实用主义的代表者蒯因认为：哲学应研究存在什么的问题，他指出，事实上，人们时时都在作出某种本体论的承诺，一个人接受一种本体论，原则上与接受一种科学理论相同。对于哲学的特征问题，连实证主义者罗素也不得不说：“我承认：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②] 其实，不仅西方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涉及到“世界观”问题，而且中国哲学也是如此。中国许多哲学家虽没有直接系统地论述他们的世界观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冯友兰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但这些只是表面上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了解的。他认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才是中国哲学努力追求的精神。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哲学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就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他认为他的《新理学》就是要系统地演绎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但未能系统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③]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笔者加）……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④] 哲学是统一的（即都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但它又是以种种特殊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要离开这些特殊的理论形式去寻求什么先验的“哲学”，就像抛开苹果、梨、桃等去寻找抽象的水果一样，是不可能的。俞文说，一旦当哲学回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之后，哲学就变成了哲学的具体类型。这就是说，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哲学的共性就没有了，剩下的全是个性。这岂不是“白马非马”的逻辑？ 我们认为俞文在“哲学”与“哲学类型”的关系问题上之所以割裂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跟他对哲学“元问题”的错误理解有关。所谓“元问题”，就是指一门学科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它是由这门学科的对象决定的。就哲学而言，它的元问题应是先肯定整个世界的存在，后再研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即先是本体论，后是认识论。根据俞文，哲学的元问题是“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本是一个认识问题，把这个问题当成哲学的最高问题，必然首先要把哲学理解为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事实上，当俞文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称为“知识论哲学”时，它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只理解为一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哲学。我们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确在“求知”，但它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而求知，“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动，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早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他们就清楚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先有整个客观世界的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对它求知的问题；而且这个“知”必须和客观世界相一致。换句话说，客观世界是“求知”的前提，而且也是检验“知”是否合理的标准。哲学只有求到了符合客观世界内容的“知”，才能有作用。对于哲学的作用问题。继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之后，柏拉图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说：“除非哲学家变成了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叫做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而把这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⑤]也就是说，只有把“在什么条件下求知”、“怎样求知”、“为什么求知”等问题和“求知过程”加在一起，才能构成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传统哲学的意义。而当俞文不考虑这些条件，直接认定西方传统的哲学是“单纯的求知”哲学之后，再把这种哲学与其他哲学相比，它自然有理由断定这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哲学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