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晚期历史观占有特殊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独立阐发的理论，最能反映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倾向，而且还在于它构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开始了唯物史观理论重心的一系列转移：从社会本质论转向社会整体化，从历史过程论转向主体活动论，从历史世界观转向历史方法论，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 一 列宁曾经说过，随着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位。”[①]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也具有这一特点。早年，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和对“原本”的批判，揭示了被种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历史的发源地和本质，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于这一时期历史观主要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的本质，因而可以简称为社会本质论。晚年恩格斯把理论重心作了一定的调整：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上注意研究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在坚持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重点阐述经济、政治、思想因素的相互作用。一句话，把理论重心从社会本质论转向社会整体论。在九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恩格斯概括了社会整体论的基本思想。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用交互作用论思想补充和完善历史决定论原则。如果说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社会本质论的主要原则，那末相互作用论则是社会整体论的核心思想。晚年恩格斯反复强调，历史发展是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实现的，只有从相互作用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理解历史决定论。第二，用“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新提法代替早年的“经济的决定作用”的用语。这不仅仅是用词的差别，而且包含有深刻的涵义，目的是吸收相互作用论思想，揭示经济决定作用实现的机制和中介。 恩格斯晚期历史观重心从社会本质论向社会整体论的转移，代表了二十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没有把握唯物史观的这一趋势，片面夸大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政治和观念形态的能动性，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竭力发挥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忽视的社会整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社会整体论，把总体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据此，他们重点建构了包括整体结构论、整体异化论、整体革命论在内的总体理论。总体性理论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的一种解释，又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模式，顺应了二十世纪历史唯物主义新趋势，因而值得重视。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总体性的同时，否认了历史决定论原则。卢卡奇用总体性否定经济因素的优先性，葛兰西把决定论看作是缺乏创造精神的早期无产阶级的一种准宗教信仰。 真正继承并全面发挥恩格斯晚期历史观的是列宁。他一方面抨击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俄国主观社会学家对唯物史观基础的否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两个“归结法”（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捍卫了历史决定论原则。另一方面，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和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他批判了俄国“经济主义”和考茨基的“生产力成熟论”，重点发挥了社会整体论。他说，人类社会是“处于经济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对社会历史要作整体研究，“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要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显然应补充对社会的法律政治的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分析。”[③]鉴于上层建筑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增大和对它研究的相对滞后，列宁把国家问题、政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到理论的核心，创立了完整的国家学说、政党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整体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矛盾论》提出了矛盾体系思想，分析了矛盾体系的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转化性和整体性。从矛盾体系论出发，毛泽东赋予上层建筑能动作用以新的内涵，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发展为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④]。从矛盾体系论出发，毛泽东要求立足于全局来把握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例如，只有把中国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只有立足于战争全局，才能确定战争局部的意义，因此研究战争局部的战术指挥员也必须懂得事关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是改革观、发展观。邓小平改革观是整体改革观，他在坚持以经济改革为核心的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整体改革、全面改革。邓小平发展观是整体发展观，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做到协调发展；他在肯定部分人、部分地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又强调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在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性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人的现代化，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跨世纪的战略目标。赋予社会整体论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 如果说从社会本质论向社会整体论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规律的层面上深化唯物史观，那末从历史过程论向主体活动论的过渡则是在更广泛的主体与客体、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关系的视面揭示唯物史观的实质。严格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过程论与主体活动论的统一。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⑤]它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即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正确说明了历史主体的活动及其价值。不过，在理论活动早期，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阐述了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必然性和人的活动的受动性、非选择性，晚年恩格斯侧重于说明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把理论重心从历史过程论转向主体活动论。恩格斯主体活动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劳动本体论、意志合力论和阶级意识论。在劳动本体论中，恩格斯不仅从发生学角度论述了劳动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意义，认为劳动“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⑦]而且把劳动看作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提出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意志合力论”分析了历史过程的动力系统中的主体意志的作用，阐述了历史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能动性与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规律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阶级意识论”主要揭示了无产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能动性。恩格斯把十九世纪末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工人运动长期处于自发、分散和停滞状态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工人的阶级意识淡薄，要求加强宣传、教育，使阶级斗争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相互配合，形成“向心的攻击”。
